《笼中的鸟儿要歌唱》——钱久元自传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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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Jun 7, 2009 1:1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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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我又回来了
148. 时空在此交汇
大约是在2005年的4、5月份的一天，我抱着一丝微弱的希望，疲惫地穿行在上海体育馆里，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大型的人才招聘会。我茫然地投递了几份简历，但不大敢多投了，因为制作简历也是需要一些成本的。人头攒动，十分拥挤，正在准备离开之际，我忽然听到有人呼唤我的名字，怎么回事？在这里遇见熟人的可能性似乎不大的啊！原来，有位女士看见我简历上的名字后在呼叫我，更令我惊奇的是，她还提到我20年前在合肥师范读书时候某位同学的姓名，问我认识不认识。原来，这位女士也是合肥师范的毕业生，叫宋执芸，比我晚两届。呀！我居然在这里遇见了家乡的校友了！宋执芸现在在合肥学院人事处工作，她这次是和该处的李毓老师一道前来上海搞招聘工作的。
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一天的这一次偶然的相会，又一次地把已经在上海学习、工作和流浪了十余个年头的我与我的家乡安徽联系了起来。不仅如此，它还把已经跨入了新的世纪的我与我20多年前的过去扭结在了一起。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我从宋执芸和李毓老师的介绍中得知，合肥学院是一所刚刚成立的本科大学，它是于2002年由以前的合肥联合大学、合肥市教育学院和合肥市师范学校三所学校合并而成的，而这里的三所学校当中，合肥市教育学院和合肥市师范学校都是我的母校，我分别于1988—1990年和1982—1986年在这两所学校学习过，所以，可以说，现在的合肥学院是我的双重的母校了！我的宇和我的宙在今天在这里发生了重叠，发生了交汇了，我仿佛有些相信科幻影片中的“时空隧道”了。
当时的我几乎同时在与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以及上海的两所区级文化馆进行联系，我实际上还是希望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或者上海静安区文化馆、上海宝山区文化馆能够接受我。虽然文化馆的工作是普及性的、群众性的，缺乏科研性，活动也不是很具有专业性，但是我还是希望进入，因为我相信只要给我一个平台，哪怕是不是很扎实的平台，我都能够做出些成绩。而合肥学院则是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本科学院，虽然是我的双重母校，只要她不嫌弃，我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为她作出力所能及贡献，但是，我心里清楚，一旦进入这所学校，我的专业发展将会很受限制，这一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了。然而，努力并且等待了一阵子之后，结果是我连上海的一个区级文化馆都进不了。尽管湖南传媒学院答应我去工作，但是，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他们跟我签订的协议好像不正规，我早已是惊弓之鸟了，或者可以说我早已经是杯弓蛇影了，担心将来会因此而遇到麻烦。那么，现在，似乎只有合肥学院这个选择比较适合自己了。所以，我最后的选择就是到合肥学院，我必须吃饭，我已经快要上街头乞讨了。我可以毫不作假地告诉你，如果当时不是遇见了合肥学院的老师，我极其可能要在静安寺附近坐在路边上乞讨了。那阵子我正为房租的事情犯愁，正在考虑着这么做呢！
149. 轻轻地我回来了
我在合肥师范学校读书4年，在合肥教育学院和安徽教育学院各读书2年，所以，我在合肥可以说是有过“8年抗战”的经历的。我最后一次来合肥大约是在1995年，当时我已经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我是特地来帮我的导师赵山林老师领取一批他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著《中国戏剧学通论》的。2005年5月，我应聘合肥学院，回到了阔别十载的合肥。一下火车，我就觉得合肥的变化很大，听说正在搞“大建设”，已经有了一些大都市的味道了。
我又一次地来到了位于金寨路上的合肥师范校园，不过，现在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并入了合肥学院了。我们过去的校园已经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合肥学院教职工宿舍区，而我们过去的主要教学区，现在则变成了一所中学。我们曾经在其中上课的两层教学楼还在，不过，它现在已经成为中学生们的教室了，而且，我想上去瞧瞧，恪尽职守的守门员还不怎么允许。不让进去也罢，其实，虽然我也很想进去看看，想瞧瞧自己能否重新拾起一些往事的碎片，但是，每当这个冲动像一股小旋风似地刮起，我的心中立刻就会有另一种声音响起，它告诉我不如暂且放弃，暂且放弃，告诉我何必把往事的尘埃搅起。
是的，不仅仅是那幢青灰色的两层教学楼，整个的旧日的合肥师范学校校园，连同我的合肥市教育学院和安徽省教育学院的校园，乃至于整个的合肥城，我都既想要走近，走进，又想要回避，远离。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我刚刚下了火车，重新踏上了阔别多年的合肥的时候，我的耳畔仿佛不由自主地响起了《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的动人旋律：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别在异乡哭泣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梦是唯一行李
轻轻回来不吵醒往事
就当我从来不曾远离
如果相逢把话藏心底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
……
“轻轻回来，不吵醒往事，就当我从来不曾远离……”，这歌词写得真是太好了，我相信我回到合肥的感觉与那会回到台北去看雨的颇有是非常接近的。
是的，我初回合肥的时候就是这么个感受，回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都延续着那样的感受。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尽管我很想念仍然在这里居住着的我的老师和同学们，但是，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我又担心遇见他们。我不仅不想把往事的尘埃搅起，我同时也担心他们聊起我的现状。
实际上，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如此，我尽量地回避我的那些旧日的老师和同学们。或者，坦率一些地说吧，我这既是在回避过去，又是在回避现实……
150. 又见洪老师
虽然想要回避，但常常又难以回避。实际上，我第一次跨入合肥学院的大门，就难以逃避地与往日的师生们撞上了。
我记得我是在2005年5月第一次来合肥学院面试的，先到人事处，之后又到了位于南滟湖畔的合肥学院中文系面试，面试之后就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我们的原合肥师范学校班主任洪继文老师以及好几位正在合肥学院任职的当年合肥师范学校的同学。我记得洪继文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回来了?！”
虽然其他的老师我尽可能地回避，甚至于是近乎本能似地回避，但是对于洪继文老师我似乎较少有那样的感觉，仿佛我们一直并没有离别似的，仿佛我们一直还生活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合肥师范校园里似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太了解太熟悉了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已经用不着回避什么话题了呢？这似乎是一种时光凝固了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时光倒流了的感觉，它真的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为了弥补我表达水平方面的不足，我这里还是不得不再次借用那首《冬季来台北看雨》中的歌词了：“如果相逢把话藏心底，没有人比我更懂你……”如果有人说我这是在拾人牙慧的话，那我就算是拾人牙慧吧！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确实能够表达我在某些时候的心情，仿佛就像是专门为了我而创作出来的似的。
151. 《狗肉下粉丝》
有一天，在我暂时寄居的合肥学院九号教师公寓的楼下，我在乘班车去上班的时候，洪继文老师伸手递给我一封信，我纳闷地走上班车，打开一看，原来是我20多年以前在合肥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写的一个相声段子，名字叫做《狗肉下粉丝》。《狗肉下粉丝》的稿纸显得很陈旧了，是我20多年前的原稿，但笔记却不是我的，应当是我当时嫌自己的字写得不好看而请别人替我抄写的“原稿”。洪老师问我自己有没有留底稿，我记得我曾经保留过几年，但现在是不可能找到的了。虽然这的确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但是，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么一天了！
我由此又回想起来不少的往事，呵呵，原来我当年参加文艺活动方面还是比较活跃的。是的，我不仅尝试性地写过相声段子，我当时在一次学生文艺活动中还说过模仿性地说过单口相声。我记得我模仿的是一位著名的单口相声演员，我当时没有理会这个演员是谁，现在想来应当就是刘宝瑞，反正声音尖声尖气地很有特色。那个相声段子的内容好像是一个和尚和一个老道互相看不起，结果引起了一场官司，老道把和尚的鼻子给咬下来了。一个糊涂县官判不好案件，老道胡说和尚是自己咬了自己的鼻子，和尚则说他不可能自己咬自己的鼻子，老道于是又告诉县官，说和尚是站在板凳上咬的，县官居然也就相信了！应当说，我模仿得是可以乱真的。当时，我好像还听到洪继文老师和我们的很有文学才干的化学老师张文才在一旁议论：这个学生要是送去专门培训一下就好了。
我现在自己读一读自己写的下相声《狗肉下粉丝》，觉得也不算太差的哦！不过，记不清当时有没有表演过它了。
152. 这种校庆有点“酷”
来到合肥工作不久，一次，我有些朦朦胧胧地听洪继文老师说，安徽省教育学院最近（2005年）举办了一次什么什么活动，好象是在安徽大剧院搞校庆什么的，但没有太声张，而是一个一个地象在搞传销似地在校友间进行联络的。
我和洪老师都进修过安徽省教育学院。洪老师进修的应当是物理本科，他就是在从那里毕业之后来到合肥师范工作并成为我们的班主任的，应当说，我和他都有参加安徽省教育学院校庆的资格！不过，即使是来请我，我也不一定有时间去啊！何必要搞得像半秘密性质的地下活动一般呢？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和我在安徽省教育学院学习时的声乐老师许毓黎联络上了，谈话中他似乎想帮助我发展我的戏剧专业，但不久就没有消息了。他现在已经不居住在合肥市歌舞团了，而是居住在安徽教育学院，也就是与我相隔一条街——金寨路。他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洪继文老师的话，他告诉我，安徽省教育学院前一阵子搞校庆的时候，他还特地跟有关领导老师提到过我，想要邀请已经回到合肥市合肥学院工作的我，但是，他们没有发那份邀请……
153. 把往事轻轻奏起
唉！人啊！有时候就是有些奇怪。
“即使是来请我，我也不一定有时间去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不就是有些委婉地说自己不大愿意去吗？可是，我真的就不想走进安徽教育学院的大门去看一看吗？哦！我的母校就在金寨路上，仅仅与我所居住的合肥学院第九教师公寓一街之隔啊！
是啊！母校就在眼面前，每一次出门都会望见她，想要忘记她都不可能啊！想要回避她都做不到啊！记不清楚是在什么时候了，大约是在我回到合肥几个月之后吧，在一个宁静的晚上，我无意之中从住地附近的环城公园路过，忽然，我听见一阵琴声透过树丛飘逸了过来，呀！这不是我当年的琴声吗？我一时之间简直有些分不清楚我现在是身在二十一世纪还是身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搞不清楚自己是身在现在还是回到了过去。定了定神，我终于明白了过来，原来，我走到了我当年曾经在里面练习过钢琴的琴房附近了。
我当年在安徽省教育学院学习时候的琴房是安徽省教育厅办公大楼的裙楼的一部分，它的南面就是环城公园，站在窗口就可以看见环城马路和环城公园，当然，中间还有着树木隔离带。琴声和时隐时现的练歌的声音不仅使得我有点分不清今天和昨天，而且，它也使得我一时忘记了，忘记了我为什么总是试图自己的这所母校。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一晚，心中一切的疑虑，信中所有的芥蒂都一下子烟消云散，我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安徽教育学院的大门。
哦！一切也都是那么地熟悉，仿佛我从来都不曾远离似的。我就像当年赶往琴房练声一下地，走上楼梯，穿过二楼长长的裙楼走廊，来到了我昔日的琴房……
当我和一位正在练琴的同学聊了几句之后，我随手在久违乐的钢琴琴键上弹了几下，虽然这仅仅是轻轻地弹击，但是，我却觉得，我因此而奏出了一种音乐，奏响了似曾相识但又似乎从来也没有听过的乐曲。
啊！我奏醒了我青春的梦啊！难怪，我多少次地想把马路对面的这所母校遗忘却不可能，难怪我多少次地回避金寨路上的这所母校却又鬼使神差般地回到了她的身旁。
然而，青春的梦想也许不该被奏醒，对于我，梦的苏醒笼罩在一层如轻纱一般苦涩的薄雾里。我当时已经把绝对的时间和精力头放在纯理论性的戏剧研究之中了，我记得哪个时候我几乎是一年半载地连练声嘴巴都不肯张一下，哪里还会想到唱歌呢？哪里还会想到自己旧日的梦想呢？我觉得自己的嗓子在损坏，我觉得我的青春的梦想距离我越来越远，就像断了线的氢气球一样，简直要漂浮的无影无踪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想要忘记安徽教育学院？我为什么想要回避安徽教育学院？我想要忘记想要回避的是我的青春的梦想啊！
那一晚上重温往日的梦想之后，我许久没有再去往安徽教育学院，我记得，只是因为要写我的有关在安徽教育学院学习生活的博客，为了拍摄几张照片，我又去了一趟安徽教育学院音乐专业学生琴房。可是，我发现，这里已经不再是琴房了，听说琴房已经搬迁到新建成的校区去了。我记得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多么大的遗憾，甚至于，我还有一些庆幸的感觉，那种感觉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今天想来，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我还是本能地希望遗忘我的过去，还是本能地希望把过去冷冷地遗忘，把我的青春的梦想，把我的音乐，把我的歌声，像冰块一样遗忘得像冻僵的冰块，让它永远也不要在蒸发成袅袅如云的音乐，别让它在令我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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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中的鸟儿要歌唱》——钱久元自传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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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Jun 7, 2009 1:1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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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中国戏剧拒绝博士
131. 暗淡的小屋
以前就曾经听说，毕业典礼一结束，也就是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一拿到手，学生就算是已经毕业了，就已经不是学校的人了。果如其然，上海戏剧学院2004届学生毕业典礼刚刚结束，学校就张罗着要毕业生尽快地离开学校了。
由于我领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书之后仍然没有落实工作，没有地方去，而学校的公寓又不让住了，所以，我只好在外面临时租房子住。在临近毕业之前我已经通过房产中介联系到了新住所，新住所是静安区新闸路上的一处亭子间小屋子，每个月的房租是450元。新居所距离上海戏剧学院大约20分钟的自行车车程，刚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还要经常去这所学院办事，尤其是我的户口、档案还挂在这所学校，所以距离近一些有好处。每个月450元的房租对于没有落实工作的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可以说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一笔开销，不过，因为当时觉得自己已经毕业了，应当能够比较快地找到工作的，所以，我还是接受了这样的房租。说白了，要想找到更便宜的住房也非常困难，每月450元租金的出租房也只是个亭子间，那么，再便宜一些的房子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可想而知。在几位同学的帮助下，我搬到了那个亭子间，开始了艰难的待业和求职之旅。
也许一个人的居住环境真的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心境，难怪许多人都愿意把自己的住房装修得光亮宜人，这应当就是因为人们觉得，光亮宜人的住所能够使得自己的心境也“光亮”起来。可是，我那新闸路上小屋却是非常地幽暗，室内四周是灰糊糊的，墙壁上的有几块地方有些花纹，那是很久以前贴在上面的壁纸，现在，这些壁纸的花纹如果不仔细端详，你会很容易地把它们当作灰尘。房屋的主人似乎买不起大日光灯，只是在破损得几乎无法关上的窗口顶端安了一盏小日光灯，长度略微比学生用的直尺长一些。我当然不会花钱来装饰这个我本来就不打算长住的亭子间的。其实，如果房东安的不是日光灯而是白炽灯，那样可能还好一些，因为白炽灯发出的光虽然暗淡，但是光线比较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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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中的鸟儿要歌唱》——钱久元自传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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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Jun 7, 2009 1:1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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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磨难中完成毕业论文
125. 为了复学我“忏悔”
经过了长达一年半时间的失学，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终于恢复了学业。大约是在2003年六七月间，上海戏剧学院的上级部门领导决定恢复我的学籍，有关方面还请出了宋光祖、陈多两位教授担任我的新导师，他们都是上海戏剧学院资深的戏剧理论专家。不过，我应当没有看见我的复学通知，不然的话，我是一定会留下一份复印件甚至于原件的，而且，我今天也会告诉大家这作出让我复学决定的“上海戏剧学院的上级部门”是不是上海市教委。
我清楚地记得，有些人到这个时候似乎还不甘心，这种不甘心我从那个研究生辅导员赵骥身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得出来。他在上级关于我的复学通知已经下达的情况下仍然威胁我，逼迫我再写一份名为“悔过书”（也许叫做“道歉书”，名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的东西。他告诉我说，假如我拒绝写的话，那么，虽然恢复学业的通知已经下达，他也仍然无法安排我进行复学方面的工作，例如与新导师讨论课题选择等等。看来，把这位研究生辅导员称作“研究生胡捣员”倒是十分精当的！
当时的时间已经十分地紧迫了，距离毕业论文完成的最后期限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而正常的时间是2年！为了不浪费宝贵的时间，我被迫按照赵骥的要求写了“忏悔书”，我记得我是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下属单位成人教育学院的主任办公室里写下那份实际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忏悔什么和为什么忏悔的“忏悔书”的。在那间沉重得如同是铅水浇注出来的办公室里，我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按照我们的研究生“胡捣员”的要求写的，我强压着自己越来越快速的心跳按照我们的“胡捣员”的要求骂自己，在越来越令人窒息的空气中说着自己的坏话，其中应当包含有我自己应当对自己的学业中断负责之类的话。尽管当时并没有人把刀柄架在我的脖子上，但是，我知道，不写是不行的，已然发生了的许多事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的。
写“忏悔书”的当时，成人教育学院的主任就坐在我的对面，我印象中他姓王。我觉得当时的他或许也感觉奇怪，也许是看不下去了，因为我记得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写这种东西应当是出于自愿！”
126. 排除万难写论文
恢复学业之后，我立刻与我的新导师协商以确定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海派京剧初探》这个论文题目的最终确定是在2003年7月间。因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最后交稿日期是2004年的4月，这也就意味着，我的毕业论文写作最多只有九个月的时间了。
时间紧，任务重。在学院党委书记戴平老师的关心下，在宋光祖、陈多两位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上了。上午、下午、晚上，每天都是满满的。
即使是在我如此紧迫的情况下，上海戏剧学院，这所可以称为我的母校的学校也没有对我的宝贵时间表示出丝毫的怜惜。刚刚确定下毕业论文的选题，我就不得不从学院的学生公寓搬出来，自己掏钱住到位于愚园路上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招待所里去了。这家地下室招待所也隶属于上海戏剧学院，应当是静安寺附近所能够找到的最廉价的招待所了。为什么对于时间如此紧张的学生依然如此地苛刻呢？
确实，上海戏剧学院每到寒暑假都不允许学生住校，其原因我不清楚究竟是为什么，我也不想在这里讨论他们该不该这么做，不想在这里浪费篇幅研究他们的这种做法的利弊。然而，我知道他们是有例外的。我在这个学校一年级时候的那个寒假，也即2001年至2002年之交的那个冬季，当时我们那一届的研究生辅导员叫张璟，她考虑到我的困难，就疏通说服了有关方面，让我在公寓里度过了那个寒假。而且，寒暑假期间，西藏籍的学员也是可以居住在公寓里而不用逃难似的到处搬家找临时住处的。以后的几个寒暑假我是搬出来住了，但是，学校还是给包括我在内的假期不回家的学生安排了临时住处，让我们住在暂时废置不用的学生宿舍里。从2003年的暑假开始，也就是当我恢复学业之后，上海戏剧学院不仅不允许我继续住学生公寓，而且连临时住处也不安排了，我只好自己掏钱搬到10元钱一天的地下室招待所里了。
若真能像模像样地住进地下室里的正规房间那也还算不错，我记得，为了节省开支，我还特别请求那家地下室招待所把我的床铺安排在过道上的一个角落里，这样我就可以每天只交8元钱的住宿费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特别招蚊子，在那条低矮、阴暗的地下室过道里，我一边与蚊虫和炎热战斗，一边拼命地查找资料。如果在地下室里能够用上电脑的话，那当然可以大大增加我学习研究的效率，但是，因为考虑到招待所里人员复杂，害怕依靠借债买来的电脑丢失，所以我也不方便把电脑搬过来。毫无疑问，如果当时有一个稍微安稳一些的环境，我的毕业论文有可能做得更快更好。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到了2003年末的寒假期间，也就是学位论文的写作进入到了最艰苦最紧张的时期，我连住进上海戏剧学院附属的那家地下室招待所的待遇也没有了。那家招待所表示不能接待我了，具体什么原因我记不清楚了，但其中有一条我还能回忆得起来，那就是我即使住进去了也不可以在里面做饭。由于生活十分拮据，我为了省几个钱，居住进去之后我是要用我的小电饭锅烧饭的，2003年的暑假期间就是如此，我被那家招待所管理人员允许和他们的值班员在一个厨房做饭。而到了当年年末的寒假，他们明确地告诉我，现在即便住进来他们也不允许我像以前那样自己做饭了。这样一来，让我住我也不敢住了，因为如果不自己烧饭，如果一天三餐都在外面买着吃的话，不仅经济上我承受不了，还大有可能吃出来一个什么名目的传染病。那一段时间传染病还真是不少，一忽儿“非典”，闹得是人心惶惶；一忽儿“禽流感”，搞得是鸡犬不宁。
2003年岁末的那一年的寒假，我是托了我的一位华东师范大学的同学帮忙才找到个较为方便的临时住处的，住处也是在华东师范大学附近。虽然由于华东师范大学寒暑假期间食堂照常开放，比在外面买着吃省了一些钱，但仍然由于无法正常使用电脑以及我的有关图书资料，我的工作效率很低。所以，就效率而言，大约一个月的寒假时间只能大打折扣，算是用上了十天左右吧。我记得在那个寒假里，我主要的工作是用在了校对上，因为不方便继续写新的内容，所以，我主要地是到上海图书馆把我已经写出来的内容的引文进行逐条地校对、核实。
127. 求职，请靠边站
2004年新年伊始，也就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刚刚开学不久，有人问我：“你怎么还不找工作？”一听这话，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些懵然初醒的感觉。确实，许多同学早在2003年就已经找工作找得不亦乐乎了。我读硕期间也是几乎在最后一个学年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张罗着求职的。而现在，由于中途遭遇了退学，确立毕业论文选题的工作被推迟了几乎一年半的时间，我只能把全副心思放在了毕业论文上。所以，一听到别人的提醒，我当然也就开始着急了起来。但是，我又确实不敢有丝毫的分心，问题很简单，万一由于找工作而耽误了毕业论文的话，那么，到时候毕业不了，找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别人来说似乎可以兼顾，而我却难以做到，时间太紧啊！因为我的毕业论文写作时间撑死了也只有九个月，中间的寒暑假还必须逃荒似的到处找地方住，受到的干扰很大。
上海戏剧学院2004届的7个博士研究生之中也只有我一个人是全脱产学习的，没有工作，而其他6位应当都属于委托培养，因为他们都有工作，都是在职的，一般地，除非他们想换换单位，否则也不需要忙着跑工作。所以，比起别的同学来，我更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用来找工作，但我又实在是没有办法，我的求职在极大的程度上是被毕业论文给拖住了，在交出我的毕业论文完成稿之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求职上。
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地落实了工作，我当然不能不受到一些影响，我有也有所行动，不过，在2004年2月14日完成毕业论文之前，假如说我有所行动的话，我想，这些行动顶多也就是给某些我希望去的单位投投求职信，因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时间是必须要绝对保证的。
说句实话，求职问题之所以被靠边站，心理因素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即将举行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我不知道会不会又有什么人出来施展魔法，予以破坏，而一旦毕业论文答辩被人卡住了，求职的意义也就成为飘浮不定的东西了。我清晰地记得，在我的毕业论文完成之后，我的导师宋光祖教授就直言不讳地问过我：“假如毕业论文通过不了你怎么办？”我当时回答得也很坦率：“我已经为我的毕业论文竭尽了全力，我写我的毕业论文是认真负责的，我认为自己完全对得起自己的毕业论文，我认为自己完全达到了获取博士学位的水平。即使是有人觉得我的论文写得不好，我也是这么认为，我问心无愧！”
谁会希望坏人来破坏自己的好事呢？我虽然不希望邪恶的魔鬼在我的论文答辩问题上施展魔法并获得成功，但是，我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而这种心理准备，或者说，这种对于邪恶势力的担心，也正是促使我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毕业论文的写作上面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的毕业论文答辩是在2004年的5月底。实际上，由于担心魔鬼和学术败类的破坏，在交出毕业论文之后一直到论文答辩解书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依然无法放下心来找工作，我心里盘算着的主要是如何应对答辩会上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
我真正地开始求职，那是在我通过了毕业论文的答辩之后，然而，那个时候也已经接近毕业离校的时间了，许多同学这个时候已经到应聘单位去试用了很长时间，甚至于已经算是正式地上班了。确确实实，我的求职行动的起步实在是太晚了，而且，在这已经被大大地拖延了的求职活动之中，我已经开始感到了一种看不见的人为阻碍力的存在。是的，我不得不以待业者的身份离开上海戏剧学院了。看来，魔鬼在阻挠我的入学和毕业问题上没有获得成功，但是，他是不会满足于自己的失败的，他现在要在我的就业问题上做文章了。
我清晰地记得，在2004年6月底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上戏的一位院长似乎是特别地强调了“上海戏剧学院是一所艺术类院校”这么一句话，似乎也不知道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我总是觉得他的这么一句话仿佛就是说给我听的。而且，就在这位院长话音刚落的当时，我就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恐怕是不可能进入艺术类院校搞从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所学的戏剧戏曲学专业了！
128. 报喜也这么难呐
在我整个的撰写毕业论文期间，我都很不情愿与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部的工作人员打交道，尽可能地回避他们。但是，到了论文快要完成的时候，我却不得不经常地出入研究生部，因为有许多与毕业论文相关的表格要填，有许多相关的手续要办。当时，研究生部的秘书王某某以及辅导员赵骥可谓是万般刁难。
我也是到这个时候才知道，我们那一届的七位博士研究生，能够准时上交毕业论文的只有我和另一位仁兄，那位仁兄是上海戏剧学院本校的在职教师，他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朋友们想一想就可以知道，作为一所学院的工作人员和老师，同一届的七位博士毕业生之中只有两位算是准时地交出了合格的毕业论文，他们应当对我高兴得睡不着觉才对啊！何况，我的毕业论文至少在字数上远远超出了学校的基本要求。可是，我却真真切切地觉得，他们对于我即将按时完成毕业论文极度地不开心。佃农辛辛苦苦收获了粮食，甚至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次丰收，地主们哪里会有不高兴的道理呢？假如某个人真的认为他自己就是那块丰收的土地上的主人的话，他就能够多收些租子，怎么会不高兴呢？可是，我们的研究生部的某些老师却对学生的成果不仅一点也不感到高兴，而且还很不开心。每一次站在研究生部的门前，我几乎都像是疲惫而又衣衫褴褛的路人站在黑哨卡前那样，内心嘀咕着如何应付黑哨卡对于我的刁难和盘剥我，嘀咕着能不能闯得过去。我记得我在2004年4月的12、13、14日那么几天，我来来回回跑了将近几十趟研究生部，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却让我不得不跑他个来回。例如，像论文封面如何设计等等方面的问题，如果他们一次性地把要求说清楚了，我就会一次性地把论文准时交出的。我当然担心由于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使得我不能够在规定日期之前交出毕业论文的定稿，因为我心里非常清楚，也许别人过了这个期限根本就不是什么个大问题，但是，假如超越了这个交稿期限的人是我的话，那么，我就极有可能会被认定没有按时完成论文。我们的世界是不是这样？有人杀人放火却啥事都没有，而有人则喝一口凉水都会把牙齿塞住！
当然，做人说话要实事求是，要凭良心。研究生部的王某某在我送交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大约刁难了我十余次，其中也有一次是帮助了我，因为我不会划分 电子版毕业论文稿件有页码标注的页面与其前面的没有页码标注的页面之间的分界线，是她帮助我整好的，所以，就为了这么一点，我想我也应当感谢她一下。这种情况也是很好理解的，只有极少数人，只有极少数病入膏肓的疯子才会想尽办法到处咬人，我也不相信研究生部的王某某和赵骥真的那么存心地想折磨我，我们之间前世无怨啊！其实，我本人就曾经分别听王某某与赵骥偶然之中表示过，他们表示的都是同样的意思，那就是他们也都并不想得罪谁，假如得罪了谁谁，那纯粹是出于某种无奈。尽管他们的这种表示一晃而过，然后立刻恢复往常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是，它给我的印象却是十分深刻的，至少它证实了我的想法：我与他们确实前生并没有什么过节，甚至于根本就不认识啊！
129. 要戴博士帽自己借
2004年4月14日，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规定的博士生学位论文必须上交之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在做了最后一次的检查之后，我终于准时地上交了我的学位论文《海派京剧初探》。学校规定的字数是10万，有人还说只要八万字就够了，而我则写了约二十万字左右。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的毕业论文的评审老师很多，按照有关方面的要求，我给多达16位的专家送去了我的论文打印稿，请他们审阅，这些专家评审的结论几乎都是“优秀”。
最后的毕业论文答辩是在2004年的5月27日，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曾经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的黎中城先生，委员为戴平、金登才、叶长海、沈鸿鑫，他们给我评定的最后成就也是“优”。
在我做毕业论文《海派京剧初探》开题报告的时候，上海戏剧学院金登才教授也参加了我的开题报告审查会，他很不相信我能够在大约九个月的时间里能够写出博士毕业论文。当时，我还以为他在故意难为我呢！在完成毕业论文之后，有一次我遇见他，他对我说：“没有想到你的毕业论文不仅写出来了，而且写得还很有文采。”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话。
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有些人仍然不愿意无所事事的。临近举行毕业典礼授予学位证书的时候，我听说别的同学，包括各位硕士和学士学位获得者的硕士服、学士服都可以到位，可是，赵骥等学校有关人士却告诉我说他们无法借到博士服。我想，博士服不穿就不穿了吧！博士帽不戴就不戴了吧！我干脆就打着赤膊光着脑袋走上典礼台领我的证书好了。但我的导师宋光祖教授和陈多教授劝我说：“算了算了，自己去借一借吧！一生就那么一回穿博士服戴博士帽的机会啊！”既然导师都这么说了，我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去华东师范大学自己掏了二十块钱先给我的两位导师借了两件博士生导师服，然后又花了十块钱给我自己借了一件博士服。后来我觉得这样也好，因为我可以提前穿上了我的博士服戴上我的博士帽在戏剧学院的校园里面多晃悠几圈子！这也许是某些人始料不及的吧？！
130. 一剪寒梅傲立雪中
我记得比较清楚，当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2002年前后），我的嗓音的有了一次很大的滑坡，当时我已经三十五六岁了，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塌中”现象吧？但我查阅“塌中”一词，却发现它是指一种失音现象，塌中者完全不能歌唱，但我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虽然嗓音又损坏的感觉，但绝不至于失声，所以，我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半塌中”？此后，我的嗓音也有一定的恢复，但总体情况显然无法与从前相比了。我曾经告诉我的一些朋友说，我三十五六岁以后的嗓音条件只有我年轻时候的五分之一，甚至于连这个标准都达不到，其根据就在这里。你想想看，我的“女声”早在二十岁只有就毁掉了，这不算是已经损失了二分之一吗？现在又来它一个“塌中”，这等于又损失了一大半啊！
虽然，嗓音在损坏，虽然觉得青春时代的梦想离我原来越远，我依然没有忘记我的生命之友——歌唱。我记得，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三年时间里，我喜欢在面对华山路的戏剧学院大门附近的一块相对安静的所在唱歌，有时候也练声。不过，如果说我那段时间的唱歌和练声仍然是为了将来从事音乐的话，那会连我自己都不怎么相信的。实际上，也许正式在这样的时候，我才更加明确地体会到，我的歌唱，我的练声，我的对于音乐的无比热爱，这不仅仅在于我曾经想要从事音乐工作，而更主要的是，音乐是我的而生命的一部分，歌唱是发自我心灵深处的歌唱，它远远地超越了某种外在的目的，它超越了一切的公里的现实的考虑，它其实就是我的生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不，它其实就是我的生命！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喜欢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心中的玫瑰》，它的歌词和它的旋律我自幼就已经铭刻在心：
在我心灵的深处，
开着一朵玫瑰，
我用生命的泉水，
把她灌溉载培，
啊，
玫瑰，
我心中的玫瑰，
但愿你天长地久，
永远永远把我伴随！
在我忧伤的时候，
是你给我安慰，
在我欢乐的时候，
你使我生活充满光辉，
啊，
玫瑰，
我心中的玫瑰，
但愿你天长地久，
永远永远把我伴随，
永远永远把我伴随！
哦！我心中的玫瑰就是歌唱艺术，在我忧伤的时候，歌唱给予我安慰，在我换了的时候，歌声又使我的生活充满了灿烂的光辉。是的，我的生命要歌唱，我的生命力不能没有歌唱。即便是在我被人逼得几乎要退学的时候，我依然要歌唱；即便是有人暗示我要我停止歌唱，说我在戏剧学院校园里的歌唱会令某某种类的人物“伤心”，我依然没有畏惧这种隐隐约约的威胁，我仍然要歌唱，我在歌声中呼吸，歌唱就是我的呼吸；我在歌声中心跳，歌唱就是我的心跳，歌声就是我的阳光，歌声就是我的空气，要我不要歌唱，除非我人已死去！
是的，似乎我生命的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两首我最喜爱的旋律，我记得我在中小学的时候，最爱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心中的玫瑰》等歌曲，在合肥师范读书的时候，我最喜欢唱《北国之春》和《生命之星》，而在三年流浪期间和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期，我越来越喜爱《一剪梅》：
真情像草原广阔
层层风雨不能阻隔
总有云开日出时候
万丈阳光照亮你我
真情像梅花开遍
冷冷冰雪不能掩没
就在最冷
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雪花飘飘北风啸啸
天地一片苍茫
一剪寒梅
傲立雪中
只为伊人飘香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此情长留
心间
每当唱起这首歌曲，我都仿佛觉得漫天的风雪在我的身边飞舞，然而，我似乎已经失去了寒冷的感觉，恍惚之中，我就是在这风雪包围之中悄悄绽放的一剪梅花，在一片苍茫之中，我把萧萧的北风当做我的陪衬，我把飘舞的雪花看做我的装点，我追究不会被冷冷的而冰雪淹没，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我终于能够迎来灿烂的阳光，我终于能将幽香长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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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中的鸟儿要歌唱》——钱久元自传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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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Jun 7, 2009 1:0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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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为求复学多奔波
119. 上访上海教委
应当就在2003年的2月24日那一天，由于对校内调解已经失望，我上访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我叙述了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表达了我的态度，也表达了我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的愿望。下面是我第一次给上海市教委高教处的投诉信。
尊敬的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领导老师们，您们好：
我是上海戏剧学院2001级戏剧文化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两年级，姓名钱久元。
最近，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事情的经过如下述。
我现在所学的专业是“戏剧文化学”。我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那年即2001年的招生简章上面写得十分清楚，“戏剧文化学”专业的指导老师是我国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不过，到目前为止，指导我的是我国另一位著名学者孙惠柱教授。因为未作过特别的说明，我也就以为我有两位导师。入学初期，因为听到学生们的议论，说余秋雨教授一般不会有时间来学校授课的，所以，在填写研究生培养计划的时候，我在“指导老师”一栏里只写了孙惠柱教授一人的名字。但是，后来我想到，说不定哪一天余教授也会来过问一下学生的学习情况的。同时，也有些迹象表明了这一点。比如，孙惠柱老师曾经要我参考一下李泽厚先生的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并且提到这是余秋雨教授推荐的。所以，2002年11月6日向孙惠柱老师提交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时候，在“指导老师”一栏里，我填写了余秋雨和孙惠柱两位教授的名字。
很快，我发觉自己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的行为惹得孙惠柱教授十分地生气。他接到我的开题报告之后马上打来电话，就此问题展开询问，责问我为什么多出了一位导师。虽然我也当即表示要把相应的地方改正过来，并且一再地道歉，向他解释这是自己的一念之差。但是，孙老师不能接受，他告诉我说，他看到开题报告首页上有两位导师的名字，余下的他就不再看了。很快，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研究生部，表示不愿意教我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了。
知道我的行为大大地伤害了孙老师之后，我一再地在多种场合（例如在孙老师家里、在系办公室、在研究生部、在院长办公室、在书记办公室等），以不同方式（例如打电话、写公开道歉信以至于托人求情等）表示自己对错误的认识和歉意，甚至还表示过，只要领导同意，要我跪下磕头都可以。每天大清早，别的同学或者正忙着去上课，或者已经开始自修，而我呢？只能冒着清风在学院大门口等候学校领导，盼望着能够得到一些好一点的消息，盼望老师能够回心转意。
虽然我不断地努力，但是一直到放寒假都没有能够扭转局面，结果，回家过了一个愁眉不展的春节。本来以为新学期开学应当有个好兆头了吧。大年初一我在电话里给孙惠柱老师拜年的时候，孙老师说他要到美国去一趟，三月份回来，回来以后再说。我也就一直在新年的烟花爆竹声里战战兢兢地做着新学期新春解冻的梦。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学院在上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已经作出了决定，要我退学，于是发生了我院研究生部辅导员赵老师找我谈话要我走人的一幕。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或正式或私下已经多次地表示过，一切都是学生的错，来戏剧学院学习的机会十分地可贵、难得，而且我已经读了这么久了，希望学院和老师们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继续完成我的学业。学院的不少领导、老师也很同情我，帮过我很多忙，可惜都没有获得积极的成果。
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我应当是上海戏剧学院两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了，但是，到现在学院还不让我注册，说是劝我退学，实际上哪里是劝呀？！
我对上海戏剧学院，对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们，特别是对于孙惠柱老师是抱着十分感激的心情的。我绝对不是什么忘恩负义的人，我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说过，孙老师待我很好，尤其是在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里。很长时期内，我不断地主动寻求与孙惠柱教授保持密切的关系，我跟他说过，学校的院长、书记们我都想和他们搞好关系，因为我是一个学生，任何一位领导或者老师对我印象不好的话，那都是我的不幸，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师生在一起长年累月地相处，有些学术问题甚至还需要争论，很难保证每句话都说得绝对中意，很难保证每件事情都做得绝对完美。所以，我也多次地向老师表示过：如果学生有什么地方不对，那也绝对是无意的，请老师尽管批评纠正。孙老师的母亲生病住院，我不止一次主动地请求孙老师，如果他太忙，需要学生我帮助的话，请尽管吩咐。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夜不能寐，虽然我也常犯些错误，或许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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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中的鸟儿要歌唱》——钱久元自传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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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Jun 7, 2009 1:0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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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退学风波的由来
112. 导师就这么不带我了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不仅无法在上海戏剧学院做我真正非常想做的课题，而且，我的整个学业都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我也预感到即将面临着暴风雨，所以我在力图回避，例如，上面提到的导师对我大喊大叫的时候我一直坚持着心平气和，这就是在尽力避免暴风雨的发生。不过，既然有人想找麻烦，今天躲过去了，他明天还会再来，在这件事情上躲过去了，他还会在那件事情上做文章。事实也证明了，躲是躲不过的。我的这次学业大危机是从撰写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上爆发出来的。我在我的毕业论文《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开题报告上的导师一栏里写上了余秋雨教授的名字，于是有人就极其不高兴了，所以，我随后就遭遇了长达一年半时间的学习中断状态，甚至于一度被正式要求退学。
现在，我就来叙述一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遭遇退学处理的大致经过，好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如果大家觉得确实是我的不对，那么，就请批评指教，因为，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应当是比较公正的。
2002年11月5日，我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完成后，当时由于考虑到我的“戏剧文化学”专业点的导师是余秋雨老师的，所以我就在指导老师姓名一栏写上了两位老师的姓名：余秋雨、孙惠柱。我早先也听说我，某些博士生导师由于学术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具体地指导学生，他们只是在博士点里挂个名，具体的指导工作由其他老师来做。我想，既然是挂名，那也得“挂”啊，所以，觉得应当把余秋雨老师的名字写上，何况，如果应该写上而没有写的话，余秋雨老师那里会不会有什么不好也是个问题啊！
但是，我把开题报告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孙惠柱老师之后，孙老师很快就打来电话，责问我余秋雨教授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导师了。我想，既然是孙惠柱老师不认为余秋雨是我的导师，那我当然就可以不在开题报告上写余秋雨的名字了，因为，万一余秋雨老师怪责下来，那责任我就可以少承担一些了，否则的话，我一个学生要承担的压力就太大了。所以，我当即表达了我的歉意，并且表示接受孙老师的意见，立刻表示要按照孙老师的意见进行更改。但是，孙老师没有接受，孙老师只是要求我第二天中午到戏文系办公室里去再谈此事，这在当时就令我十分惊诧。
到了次日，在戏文系办公室对面的教室里谈了很久，孙老师仍然不能接受我的道歉和解释。最后他告诉我，他要通知研究生部，不再带我这个学生了，也不要我去上他的课了。
朋友们，我这么简单地叙述一下你们明白了吗？还是允许我简单一些吧。
113. 令人困惑的“调解”
没过多久，我主动找到了研究生部，谈起这件事情，接待我的研究生辅导员赵骥说他也正准备找我。他还告诉我，说我没有错，不需要道歉。我想，调解过程算是从此开始了吧。
我本人也一直在不停地寻求孙老师的谅解。大约在事情发生后的十一月中旬的某一天，我登门拜访了孙老师，请求原谅。我的感觉是似乎这一次成功的希望比较大，因为他最后告诉我，改日到研究生部再谈。
很可能就是在十一月20日上午，孙老师、赵骥和我来到研究生部。赵骥老师首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再次强调了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不需要道歉。他还明确地宣称，师生之间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坦白地说，我此前对于赵骥老师并不怎么信任，听了他的此番发言以后，我对于赵骥老师颇生好感。这一次来研究生部，我本来就是准备着与孙老师马上和解的，不管孙老师提出什么要求我都准备马上接受，因为毕业论文的事情必须尽快地确定下来，我拖延不起。然而，赵骥老师是戏剧学院研究生辅导员，又是研究生党支部书记，他的发言使我顿时产生了一线希望，那就是希望通过这次会谈更进一步地巩固与孙老师的关系。
孙老师在我入学上戏的第一个学期待我很好，我也一直是带着感激的心情跟着他学习的，但是，第一学期以后，我逐渐地发觉我和孙老师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我想，或许是学生在某些方面做事不够慎重吧？！我也多次地试图挽回，可惜都未成功。因此，我很想借这次调解的机会了解一下原由，改善并巩固与孙老师之间的关系，否则的话，即使是一时调解成功，我这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你想想看，他是导师，我是学生，导师心里不快活学生，那还没有学生好受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可以说他们是呼吸在老师的空气之中的！遗憾的是，调解过程之中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孙老师那天很忙，还有其他的事情要马上办（你完全可以认为我现在是在给孙老师找理由），他要求我立即回答他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带你了？”可以想见，假如我当初立刻回答说：“您当然能带我。”我想，至少问题是暂时解决了。正如我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我本来也就是准备好了立刻这么答复的，但赵骥辅导员“你没有错”等等对我鼓励的话又使得我产生了想把问题解决得更加长远更加完美的妄想。我没有立刻回答孙老师的话，我之所以没有立即回答孙老师的话，那就是因为我想要回到过去的那种比较融洽的师生关系中去。可是，有关方面，尤其是赵骥老师随即非常坚定地“误解”了我的意思，他不仅没有深入地了解师生关系起了逆转的原因，而且认定我的沉默就是拒绝，我多次地解释都没有用。
沉默就是拒绝吗？不是还有很多人主张沉默就是默许的吗！“沉默就是拒绝”、“沉默就是默许”，这些话在文学作品中似乎颇有些市场，但是在法律上则恐怕很难站得住脚，否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无须举手表决，也无须投票选举了。如果说“沉默就是拒绝”不能被滥用的话，那么，“沉默必有缘由”这句话倒应当是一种更加有道理的说法。我想，师生关系理所当然地是一所学校的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为什么我们不能稍微耐心一点地了解一下师生关系明显地起了逆转的原由？为什么反而死死咬定“沉默就是拒绝”这种带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的判断呢？我当时就颇感困惑，现在依然是不得而知。我尤其难以理解赵骥老师读秒似地在孙老师和我之间询问我：“你回答孙老师的问题啊！孙老师到底能不能带你啊！？”
我本人始终都坚持认为，处理师生关系，不能简单地采用拳击运动中所使用的那一套办法——裁判员对着倒在地上的那一位读秒：“1、2、3、4、5、6、7、8、9、10”，然后宣布谁胜谁负。拳击场上的人际关系本来就是极端紧张的，是强烈对抗性的，处理师生关系照搬这种做法，本学生实在纳闷得很。
我现在还是这么一句话：我的那种沉默不是拒绝！
114. 赵骥要我换导师
应当是在该次调解会的次日，我又与赵骥进行了联系，赵骥告诉我说，调解会当天的下午孙老师又来过研究生部，仍然明确地表示拒绝带我。我再一次地当场声明，我的沉默不是拒绝，但是没有用处。无奈之下，我问赵骥老师我现在怎么办，他于是给我说了一通：“做学问要敢于坚持真理”的道理。而且，他还告诉我，如果觉得其他某位老师适合自己，就写一个正式的书面申请给他，不过，对于孙老师，要注意措辞。我于是在当日就以协商的态度撰写并提交了申请更换老师的报告。
很快，我就递交了申请。因为考虑到“中国古代戏曲史论”专业与我现在所学的“戏剧文化学”专业以及我以前所学的专业比较接近，所以我申请更换到那个专业。
但是，更换老师也不成功，这使得我十分地着急。记得我当时找过张仲年副院长，他在办公室里极其严肃地批评了我之后，要求我继续努力以争取孙老师的谅解。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地悟出，写出更换导师的申请，这实际上是一次上当受骗。很显然，即便是有老师想接收我，他现在我不会接收，同事之间的情面如何打破？我太天真了，被“做学问要敢于坚持真理”的“辅导”给弄得晕乎了！
115. 求饶是没用的
此后，我又做了大量的努力，这其中就包括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提交研究生部的正式的“检讨书”。“检讨书”全文如下：
检讨书
尊敬的研究生部领导：
本校学生钱久元在开题报告中十分错误地将余秋雨教授的名字列入了自己的导师名单中。本学生觉得十分有必要向研究生部作出正式的、深刻的检讨。
其一，我的这种做法侵犯了余秋雨教授的姓名权，因为事先不仅没有与余秋雨教授本人商量，也没有征得研究生部的同意。其动机毫无疑问是企图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企图借用余秋雨教授的大名，抬高自己的身份。其行为不仅仅可耻，而且给其他同学作了坏榜样，影响很恶劣。为此，本学生诚恳地向余秋雨教授表示深刻的歉意，希望他老人家宽宏大量，接受我的道歉。
其二，我的这种做法非常地对不起孙惠柱教授，严重地伤害了孙惠柱教授的心。一年多以来，孙惠柱教授呕心沥血地教导我，使我在学业上和其他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师徒如父子，孙惠柱教授待我胜过亲生儿子，而我却作出了如此不道德的事情。我实在是一个不孝之子，不仅仅对不起孙惠柱教授，也对不起所有关心爱护我的老师们，我有负于他们对于我的殷切的期望。为此，本学生寝食难安，诚恳地向孙惠柱教授正式检讨，请孙惠柱教授接受一个忘恩负义的不孝之子的忏悔。
我能够来到上海戏剧学院学习并且学习到今天，这是经过本人艰辛的努力换来的，同时也是主要地在孙惠柱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以及学校各级领导和老师们的热心关怀下所取得的结果。我一向热切地欢呼江总书记的“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愿意为中华民族的学术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终生学习、奉献终生。但是，由于我自己的忘恩负义的恶劣行为，我现在面临着没有老师愿意带我的窘境。也就是说，我现在面临着失去我的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的处境。所以，为了能够把学业进行下去，为了不辜负党和国家以及戏剧学院广大教师对于我的殷切的希望，我在此再一次地请求孙惠柱教授的原谅，恳请在孙惠柱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我的学业。
浪子回头金不换，本学生决心在今后的学习中坚决地杜绝类似的错误，恳请孙惠柱教授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
此致
敬礼！
学生：钱久元
2002年11月27日星期三
为了学习，不心甘情愿做儿子又能怎么办呢？你们看，认错已经认到这个份上了，然而，事情仍然没有丝毫的转机。
心甘情愿做儿子地，这种程度的检讨是一位好心的朋友给我的建议，不，我记得那位朋友的建议还不仅仅是要求心甘情愿做儿子，而是“心甘情愿做孙子”呢！朋友的好建议到了我这里已经打了个大折扣了。后来，也确实有人说我不应该打那个折扣，搞得我很是窘迫！
116. 提交，提交，提交；否决，否决，否决
我记得我在2002年11月5日把《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开题报告发送给孙老师之后，孙老师告诉过我，说他因为认为我在该份开题报告上所写的导师姓名有错误，所以，他甚至于都不愿意再看下去了。他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再提起过那份报告。后来，假如我记得没错的话，应当是在我写过上述《检讨书》之后，有位学校领导向我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要我再写一些毕业论文意向稿请孙老师看看，字数不用多，八九百字就可以了，这样做，一来自己不至于闲着，二来也可以有个契机以打破师生关系的僵局。所以，我立即展开了这项工作，翻阅了大量的书籍，向老师提交了“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性”、“中国古典戏剧中的生命意识”和“论中西戏剧中的生命意识”三份意向提纲，但是孙老师看后，反应冷淡。后来，我又提交了一份简短的论文意向稿，也遭到了否定。
之后，我遇到张仲年副院长，他再一次严肃地向我指出了事情的严重性，告诉我说，孙老师已经明确地否决了的课题就不要再坚持，如果仍然对这些题目感兴趣，可以留待毕业以后做个人研究。他希望我认真地对待我所提交的毕业论文，他并且要求我争取在放假之前做好这项工作。我因此知道了，我所提交的意向稿实际上是被当作正式的开题报告来处理的，于是我立即紧急行动了起来，研读了大量的作品以及论文，并且于放寒假之前提交了“埃斯库罗斯与关汉卿戏剧作品比较”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到了下一个学期开学以后我才知道，该份报告也被否决。记得在提交上述报告期间，在一次与孙老师的电话交谈中，孙惠柱老师曾经告诉过我说，他还是认为我最初提交的那篇开题报告《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可以进行。这当然是好事啊，那就继续写那个《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但是，他还是不答应恢复论文指导工作。
这么一件“写错”老师名字的事件搞得如此地严重，这确实让我始料不及。尤其让我困惑的是，我在有关老师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一秒钟也没有耽搁，马上说要改过来，但仍然不被允许。何况，我这之后“检讨”过许多次，包括写正式的检讨书，还托人求情，还登门当面道歉……
作为一个学生，谁愿意跟自己的老师过不去呢，何况，刚刚入学的时候导师对我那么好，还主动借钱给我以救燃眉之急。确确实实，我对导师已经不是一般性地怀有敬意，而应当说是怀着一种感恩之情的啊！
117. 他们就这样要我退学了
2002至2003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前的几天（大约是在2003年2月下旬），我刚刚返回学校就遇见了辅导员赵骥，他口头通知我，学院已经作出了要我退学的决定，我不能注册，甚至在学校的住宿都成了问题。
遭遇退学决定之后，当我看见赵骥那副得意的样子，当我看见他那虽然胖墩墩但依然能够骑着置于自行车上在校园里快速灵活地移动的身子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所谓“做学问要敢于坚持真理”之类的话是一种多么大的圈套！我相信孙老师也是有些希望在那次调解会议上“和解”的，某种看不见的势力应当也知道这样的情况，所以来了个车轮战术，让赵骥连哄带骗地再加一把劲，让已经有了一些“和解”可能的局面彻底地被破坏掉了。
我当时当然很容易上当。因为师生关系搞成了那么个样子，即使是在调解的时候，孙老师的口气仍然是那么地强硬，所以，我的担心不是没有缘由的，我担心的就暂时性的调解成功可能并不解决根本问题，担心以后还会出事。我于是犹豫不定，不敢马上对“你看看我还能带你吗”的逼人似的追问给出明确回答。难道对于学生的这些担忧，老师们和学生工作者们就不能有所理解吗？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去理解，而是立刻认定我拒绝了孙老师，仿佛生怕我没有做出这样的“拒绝”似的。
随后，校方就作出了要我退学的决定，这也仿佛是生怕来不及作出这种决定似的。
118. 他们在我家人那里做了什么
古语说得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些人为了把我赶出校门，他们不仅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里面找茬子，而且，他们的手也许伸得更长更远。
记得有一天，我到研究生部办什么事情，应当也就是有关恢复正常学业之类的事情，辅导员赵骥言谈之间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你的母亲都不说你的好话，那还有谁会说你好呢？”他的眼下之意我知道，那就是要证明我这个人不是个好人，正因为不是好人，所以才会造成老师不愿意带我的结局。为什么我不是好人呢？根据在哪里呢？其实其他根据都不需要了，你看看，你的母亲都不说你的好，所以你当然也就是不好的啦！
我听了他的话之后感到极为震惊，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是不是应该可以父母说了算呢？当然，这还并不是最令我震惊的，最令我震惊的事是我现在终于知道，知道了为什么近期母亲对我的态度如此地异常，原来，黑手早已经在什么时候伸向了我的家乡，伸向了我的亲人！我的母亲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能够把自己的名字写对就算是不错的了。我的父亲虽然也算是粗通文字，可是人很厚道，很朴实，不擅于跟邪恶的阴谋家们打交道。某些点子很足，笑里藏刀的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借口来到我的家？他们又是如何诱使我的至亲的亲人说我的坏话的呢？！
之后，我也曾经试图了解有关情况，但没有成功。所以，我现在想，要么就是赵骥他在胡扯，要么就是前来诱使我的母亲说出不利我的话的人有着很精明的手段，能够离间人家的母子关系而却几乎不留下什么明显痕迹，甚至于能够让做母亲的不情愿把事情重新提起。我这样的怀疑是有依据的，现场不久有一个这样的博士吗？他不是刚刚被某某人“做学问要讲求真理”的“辅导”辅导得退学了吗？！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士都被他骗得团团转，何况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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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中的鸟儿要歌唱》——钱久元自传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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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Jun 7, 2009 1:07 a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5:1 am 6701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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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山雨欲来风满楼
108. 我成了嫌疑小偷
刚刚进入上海戏剧学院的我，显然是得到了不少老师的照顾，这包括我当时的导师孙惠柱。我记得，就在刚刚住进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公寓（即“尚熙大厦”）的时候，孙惠柱老师有一次来寝室看我，临走的时候他塞给我一封信，要我待一会拆开看。孙惠柱老师走后，我拆开一看，原来是六百块钱，显然，是他已经知道了，知道了刚刚进入上海戏剧学院的我经济上极端地拮据，所以资助了我一下。我当时是非常地感激的，所以，当我听说孙老师的母亲得病住院，也多次主动请求去帮忙护理。虽然孙老师后来并没有要我去护理，但是，我确实是怀着报恩的心情主动地提出这种请求的。
应当就是在我进上戏读书的第一学期，孙惠柱老师的两部剧作几乎在同时排演，一部叫做《生日谋杀案》，好像是完全是由上海话剧中心排演的；而另一部叫做《秋千情人》的剧作则由话剧中心出人民营大老板出资进行排演。孙惠柱要我去到他的《秋千情人》剧组帮忙，我知道，他主要是想在经济上帮助我。确实，我不仅可以通过参与剧组的工作了解戏剧排演是怎么一回事情，在帮忙的过程中，至少还可以吃上一顿免费的工作餐。不过，一开始的时候还好，没过很久事情的苗头就不对了。
有一天，导演雷国华召集全剧组成员开会，我记得主要是由她本人进行“导演阐述”，我也参加了。会议结束之后，应当是在次日，忽然剧组成员陈铁刚来电告诉我，说开会的时候有一台录音机不见了，问我有没有拿。我知道有那么一台录音机，应该还是一台比较小巧别致的录音机。我印象之中好像了雷国华导演提到了要对她的“导演阐述”进行录音，也许是由于她又安排了我其他的事情，或者由于其他的什么原因，这台录音机后来在会场上并没有转到我的手里。一般的情况下，我对于导演的工作安排是“言听计从”的，所以，当时如果我认为导演很强调地要求对她的发言进行录音的话，我是不会不去做的，所以，显然是由于某种特殊的但我现在已经无法清楚地回忆起来的原因，导致了这台录音机在会议进程中没有传到我的手上。所以，即便是有人进行了录音，那录音者也肯定不会是我。但我印象之中，在会议的进展过程中我是看见了那台别致的录音机放在了某位参会者的桌子上的，而那位参会者是谁我也无从记得了。
即使确实有小偷，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也是不应该胡乱怀疑吧？如果我想偷窃，我在剧组排演过程之中能够接触到的东西比那台录音机值钱得多，我为什么不偷更加值钱的东西呢？某些人到底是怎么考虑问题的呢？我记得当初上海话剧中心的舞台美术设计师陈铁刚话语之中就明显地带有对我的怀疑，他甚至于提出要叫警察到上海戏剧学院搜查，还说这是雷大导演的主意！我对陈铁刚、雷国华以及剧组的其他人员都是很有信心的，像他们这样的高层次的文化人，我不相信他们会为了一台录音机而干出既丢人又不明智的事情。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比他们的层次或许还要高那么一些，至少我的学历比他们高出一大截，我怎么会这么轻易地遭到怀疑呢？为什么昨天还是大哥长二哥短的，晚上睡了一觉醒来就陡然变脸，动不动就把警察给抬出来呢？我当即告诉陈铁刚，我非常欢迎警察们的到来，我希望他们来得越早越好，我还请求他不仅要把警察叫来，还应当把新闻记者叫来。我告诉他，既然他们怀疑我这个人是小偷，那不仅应到让警察来教训我，还应当让我身败名裂才对！其实，我之所以要他把新闻记者也招来，实际上是我对于警察也很担心。警察就一定是公正的吗？叫来几个记者，其目的是为了监督警察。多几个人在场更容易获得公正，多几个人知道事情也许更便于处理，所以我随后还把此时跟孙惠柱老师以及负责我们研究生工作的张璟老师等人反映了。
此事不久就过去了，大约三四天之后，他们不再找我了，记得孙惠柱老师后来好像告诉我，说剧组成员后来找到了那台录音机，但具体怎么找到的他没有告诉我。我向陈铁刚、雷国华等咨询他们是如何找到那台录音机的，他们这个时候也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了。我还记得在我的追问之中，陈铁刚好像说是会议召开场所的服务员后来发现了那台录音机。我一再地要求他们履行让警察介入的诺言，他们依然支支吾吾，不知道他们在整个“破案”过程中到底请来了警察没有。
此事发生之后，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去《秋千情人》剧组了。虽然帮他们干了很多的事情，我也没有再向他们要工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咱不跟他们打交道了。我记得最后正式排演的时候雷国华多次通过陈铁刚要我返回剧组，但我没有接受。我到现在都不大明白，他们实际上还是需要人手的，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我相信，稍微有些见识的人都不会那么轻易地去怀疑一个在读的博士生会去偷窃一台录音机。
此事来得匆忙、蹊跷，收场也有些莫名其妙。唉！上海话剧中心的艺术家们啊！既然那么有勇气去怀疑一个人，那就也该有勇气把结果明明白白地告知天下。要做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艺术家啊！
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我记得孙惠柱老师既没有明确表示怀疑我，也没有说他不相信我会去偷窃，我觉得他的这种态度还算是中庸持平的。事情平息之后，他告诉我说：“警察就可以随随便便地进出一所大学来搜查学生宿舍了吗？没有院长的批准，他们敢来搜查吗？……”他的这句话说得我心里漾起一丝温暖，我也因此对上海戏剧学院当时的院长荣广润肃然起敬了起来。我想，也许正是他的努力使得我此次没有和警察照面。虽然我口头上要陈铁刚赶快叫来警察，但实际上我很不希望警察介入，我记得我刚刚怒火朝天地同意了陈铁刚叫警察来搜查的建议，我立刻本能地全面搜查了一下自己的房间。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已经觉得这种事情的出现本身就有些奇怪，我担心会不会有人故意嫁祸于我。您们想想看，假如真的有人事先通过什么渠道把那台录音机塞到我的房间，然后《秋千情人》剧组有个什么人来电说他们丢了某件“宝贝”，准备叫警察来搜查，那么，我真的能够洗刷自己的清白吗？我现在想起这么一件事情真得还有些心有余悸，我的漫长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恐怕真的没有办法洗刷自己的冤情。至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那还是不要在这里说了吧，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够悟出一些此中的道理。
我现在想说的是，假如那次录音机失窃事件真的是有人故意所为，我还要感谢那位设局的人，感谢他没有把局设计得太死，最终给了我一条生路，否则的话，我将被迫卷入一场不该发生的冤案。即便是最终洗刷了冤情，我也会白白地损失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真到了那个时候，会有人来赔偿我的这种损失吗？他能够赔偿得了吗？
109. 莫谈对象的“衷告”
不仅仅在上海话剧中心出了麻烦，在上海音乐学院常留柱老师那里，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
刚刚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不久，我还不断地去上海音乐学院去听课。实际上，由于生活现在比较稳定了，或者说是有了明确的人生目标了，我去得更勤快了。记得就在入学不久的一天，当我去上海音乐学院常留柱老师的声乐课堂听课的时候，他很奇怪地对我说：“一年以后再谈恋爱。”我当时很惊讶，因为我当时也已经三十五岁左右的岁数了。流浪的三年之中当然难以解决对象问题，现在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人生有个初步的转机，我当然迫切地希望解决个人婚姻问题，他这位老人家怎么会忽然要求我一年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当时几乎是本能地回答：“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我记得当时话似乎还没有说完，他就又很奇怪地回了一句：“那就两年以后再解决吧！”我沉默了。
曾经是很天真单纯我，现在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这个时候的我已经能够理解常留柱教授的意思了。不过，我确实没有严格地遵照前辈的劝告，准确地说，当时的我觉得前辈的这一要求难以严格地执行。虽然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意识到常留柱教授的话可不是说着玩的，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似的玩笑。我也确实不断地提醒自己尽可能地控制住自己本能性的思维，尽力不要去思考婚姻问题，甚至于不要去想女孩子，但是，我这个人好像确实是非常地不中用，我没有能够很好地控制住自己，没有能够完全禁绝自己在上海戏剧学院袖珍式的校园里回应女同学们的招呼，甚至于有时候嘴巴还不听使唤地和女同学“多”聊上了几句。我真是愚蠢！我真是一个蠢才！
也许是受着本能的驱使，也许在社交场合难以避免对熟人的招呼进行回应，我确实难免不与女孩子说上几句话。不过，仅仅这么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尽管我自己还在为自己辩白，告诉自己：“旁观者应该清楚，和女孩子说上几句话并不等于谈恋爱”，但是，我现在想来，我的这些辩白实在是有些掩耳盗铃，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确实，说句心里话，我当时的这种辩白不仅仅是在哄骗别人，也是在哄骗自己。实际上的情况是，我当时尽管顶着很大的压力，但没有一刻不希望尽快地遇到一位自己的红颜知己。假如当时真的有一位女孩决定要跟我好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花喜鹊，尾巴长，看见了媳妇忘了娘”，有人看见了女人连亲老娘的嘱咐都能够忘记掉，那我……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看来，我将要遭受惩罚，那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了。我现在有时候真是有些恨自己，恨自己怎么那么没有理性。倘若我能够坚持一年或者两年不谈对象，那么，也许以后的曲折可能就不会那么曲折了，也许恶魔的黑手从此就由于某种微妙的难以言传的原因不好意思伸过来了。
然而，我心里又确实很是矛盾，假如真的再让我回到刚刚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的那个时空，我恐怕还是无法绝对地管得住自己！朋友们，我真的很想知道，假如你们处在我的位置，假如有人劝你们一年两载不谈对象，你们能够做得比我更好吗？！
110. 常教授的生日晚宴
我当时也曾经想到，是不是我这个毛头小子不小心在什么场合又惹得常留柱教授不愉快，就像当年惹得中央音乐学院吴天球教授和辽宁省委党校张一波教授不愉快那样，然而，我思来想去，实在是觉得自己没有在常留柱老师那里说过什么不恰当的话做过什么不恰当的事情，以至于他要判我一两年“禁婚刑”。实际上，我不仅不想惹得老师不愉快，我的内心深处不知道多么感激常留柱老师，感激他让我年复一年地免费旁听他的声乐课，我做梦都希望讨好他，做梦都希望他快乐！
时间应当是在我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的第一个冬天，有一次，我偶然得知常留柱老师的生日是12月27日，我掐指一算，常老师的70岁生日快到了。
在常留柱老师70大寿即将来临之际，我想，我拿什么来感谢常留柱老师呢？我用什么来表达我对常留柱老师的敬仰呢？他让我听课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他不仅一分钱的听课费不要我交，而且，我能够看得出，他从来也没有要收我听课费的意思。我当时当然经济上非常困难，虽然有两百六十多元的助学金，但也仅能糊口而已。所以，如果常留柱老师准备收取我旁听他的声乐课的费用的话，那就等于拒绝我去他那里听课。而尤其令我感动得是，在上海音乐学院教学大楼里，在他那间1122号琴房狭小的空间里，他对于我几乎每周两三次地闯入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耐烦，而且总是很客气。你们不觉得这些很令人感动吗？！说老实话，在那样的情况下，如果常老师稍微有一丝的不耐烦，或者稍微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乐意，那么，我都会感觉得到的，这都会使得我在他的琴房门前徘徊不前以至于最终退缩。这就如同一个畏缩羞怯的乞讨者不能不一刻不停地留意着豪宅主人的表情那样。所以，我当时暗暗地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放弃这一次表达我对常留柱老师感激的机会，绝对不！于是，我向他的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建议，建议给常留柱老师过一个快乐的生日晚宴。
我记得，我和常留柱老师上海戏剧学院的弟子们总共大约十来个人，我们每人凑了一百多块钱，在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中间地带的一家叫做“申申酒家”的酒楼里举办了我们庆贺常老师生日的晚宴，我们请来了常留柱和他的爱人郑金香老师。那一天我们是愉快的，那一天我们会终生难忘。
是啊，我，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们，我们曾经和常留柱夫妇那么愉快地在一起，您们说，常留柱夫妇何苦要命令当时已经三十五六岁的我禁欲一两年呢？！
111. “乐剧”理论在此难产
“秋千情人”剧组财务失窃事件发生在校外，常留柱老师的工作单位也不是上海戏剧学院，不过，战火快要烧到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里面来了。大约在入学仅仅半年之后，我就开始发现，导师的态度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前面已经说过，我在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之后的三年流浪期间，曾经悟出中国古典戏剧与中华古“乐”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准备给中国古典戏剧取一个“乐剧”的学名。随着时光的推移，我的思考也越来越成熟，2001年，在报考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卷上，本人就已经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有关从“乐”文化的背景来研究中国古典戏剧的基本观点。当年，我被上戏录取攻读博士学位，进入上戏之后，我很想把这方面的问题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的内容来写，可惜，《乐剧的诞生》这个大标题都已经拟订出来了但却遭反对。实际上，事情甚至于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只要我的论文稍微与这个方面沾边，就会遭到反对。
在与导师接触的过程之中，我很惊讶地发现了这种非常令人费解的情况。当时，导师反对我的理由也提出了一些，那主要是，导师认为“乐剧”这个名称听起来会与“粤剧”或者“越剧”混淆。但我觉得，即便真的是这样，也不至于要反对我的整个论题计划吧？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导师坚持认为寻找上海地区的剧场研究方面寻找博士论文课题比较好。在申报一个上海市科研课题的过程中，我曾经提出来上海地区的剧场研究计划，虽然那次申请资助的努力并没有成功，但是，导师却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我在剧场研究上确立毕业论文课题，后来还进一步地要求我干脆就写“上海大世界”得了。
我虽然并不想写剧场，更不想单独写上海大世界，但是为了完成学位论文，我还是决定按照导师的要求进行。然而，即便是这样，我的论文设计仍然一波三折。我第一次前往上海大世界了解情况的时候就出了麻烦。上海大世界的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地粗野，我连这家文化娱乐场所的大门都没能进去，而且我还被告知，有关上海大世界的图书已经出版了不少了！我记得很清楚，在我返回的路上，就是在上海市市府广场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子里，我给导师打了电话反映了这种情况。我本来以为导师会很同情我，或者至少会安慰我几句，因为我去上海大世界做学问却碰了一鼻子灰，被人粗暴地对待了，然而，导师的态度却比大世界工作人员的态度更加令我难受和不安，他突然跟我大发雷霆。不论是对于大世界的工作人员，还是对于导师，不论他们怎样地发火，我都耐心地听着。导师话语中的意思是我故意地跟他过不去，不想写他安排的题目。他还说他本准备发一份正式的信函去大世界，但是，我此次去大世界之前也是事先就告诉过他的，是与他协商好了先去看看再说的。
即便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也没有表示不进行上海大世界课题了，我后来正式向导师递交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就是《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大世界不仅要写，还将成为这篇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由此也可以看出，我是遵照了导师要我把上海地区的剧场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的要求的。
所以，在上海戏剧学院是没有办法正式做《乐剧的诞生》这个课题的了，我的“乐剧”理论看来是无法在上海戏剧学院诞生的了。张仲年副院长以及其他老师也表示过，既然导师这么不喜欢这个课题，那就毕业以后再研究吧。我虽然心有不甘，但出于顺利完成3年博士学业的考虑肯定，我是不愿意也不敢跟老师顶撞的。
上面的这些事情还不算太大，也许只是暴雨之前的风声，更大的麻烦孩子啊后面等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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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中的鸟儿要歌唱》——钱久元自传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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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Jun 7, 2009 1:04 a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5:1 am 7335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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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跌跌撞撞入上戏
103. 抱定了考学的决心
刚刚“辞职”之后，我当然不知道自己会总是找不到工作，所以，还没有想到要摆地摊子。考研受挫，又经过了多次的有些离奇的失败的求职，甚至于连中小学都去不了，我越来越认为有人一直在暗中阻挠我求职求学。我也越来越坚信，用人单位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到我原来的单位询问情况的，而这样的询问一定对我不利，因为我曾经做过让某些人觉得对他们“不利”的事情了。如果确实如此，那我找不到工作几乎是必然的。
在那段颇为漫长的流浪期间，我记得我也多次寻求过上海市有关机构民政诸如失业救助机构的帮助，但通通没有结果。例如，我就曾经寻求过户口所在地的援助，因为我的户口寄放在人才市场，而人才市场又统一把寄放在人才市场的户口挂在上海徐汇区的高安路25号，所以，我就去徐汇区民政部门寻求救助，因为我听说有个最低生活保障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没门，媒体上天天宣传上海市民有困难可以得到种种的保障和帮助，而如此困难的我，却始终没有得到来自保障和救助部门的哪怕一分钱的救助。他们拒绝救助的理由很多很多，我都无法回想起来了。其实，我当时就无法听得懂他们的解释，也许唯一听清楚的就是“不可能有什么救助”。
记得徐汇区有关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还告诉过我：“你可以去做搬运工，去卖菜、去打工。”于是，我就开始了摆地摊子的营生。其实，除了手拿破碗讨饭之外，当时的我似乎也只有摆地摊子一条路了。这还因为我其时已经决定要再次考研，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寻找那种需要签订合同之类的比较正式的工作了，只有摆地摊子卖菜之类的活可以随时做，这种机动性是有利于我复习的。
这个时候也许有的朋友要问：“你不是怀疑在你考博的事情上也有人作梗吗？难道你前面的话是假的？”问得好，但要知道，我实际上只有考学和求职两条路可走，三年的流浪期间，我基本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摆来摆去。我之所以又回到考学这么一条道路上来，那可以这样来做解释，既然求职总是失败，我也就只好横下一条心来，不论三七二十一地学习，准备考试。这也就是说，邪恶的魔鬼使得我在流浪之初失去了考学的信心，无心准备应考，但是，由于他们同时地把我求职的路子也堵得水泄不通，所以，这反而使得我重新回到考学的道路上来。反正横着竖着他都要堵，那还不如安下心来学习应考，管它考上考不上。其实，在考学和求职这两条人生道路之中，我本来就更加垂青考学这条道路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还应当感谢邪恶势力把我的求职之路也给堵死了呢！
104. 一个可喜的学术发现
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当年，步入华东师范大学马蹄形大门的我，一刻也没有忘记音乐艺术，梦想着将来能够挤入音乐行业。何况，当初报考华东师范大学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自己将要研究的主要是中国古典戏剧。我是在录取了以后才知道，我的专业方向名义上是元明清段中国古代文学，但实际上主要是研究这三个朝代的戏剧文学，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接触这个阶段的小说、诗歌不多。所以，我后来主要走到了戏剧之路上来，这实在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的。不过，我应当感谢这个偶然性，应当说，就是从华东师范大学开始，虽然我念念不忘音乐，但我确实不仅与戏剧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还有所收获。
由于自己有着音乐方面的功底以及多方面的兴趣、爱好，所以，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对于综合性非常强烈的中国古典戏剧我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我越来越觉得，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圭臬的王国维的关于中国古典戏剧的定义存在着一些问题。王国维把中国古典戏剧称作“戏曲”，他并且说：“戏曲者，谓以及歌舞演故事也。”很显然，王国维的这句话中就含有认为中国古典戏剧是以歌舞为手段来表现故事这个中心目的的意思。但是，中国古典戏剧的状况真的完全是这样的吗？经过一段时期的分析和思考，本人发现，事情显然不象王国维所说的那么简单。
在老师们的鼓励和指导下，我把这个问题作为我的毕业论文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叫做《中国戏曲本体论质疑》，质疑的对象实际上就是王国维的这个戏曲定义。那么，为什么不叫《王国维戏曲本体论质疑》呢？这是因为王国维的这个关于中国古典戏剧的定义已经被当今的中国学术界普遍地接受了，所以，一般地而言，王国维的这个定义就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古典戏剧定义。我的这篇硕士论文写了大约5万字，后来按照导师赵山林先生的要求，我又把它压缩到一万多字，发表在1999年《艺术百家》杂志第三期上。
对于王国维给中国古典戏剧所下的定义的“质疑”，本人一直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质疑”总归是“质疑”，它是带有“破坏”性，那么，怎样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戏剧的本质问题，怎样使得我的研究更加地富有建设性呢？这是我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努力思考的问题。
1997年，我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去上海水产大学工作，大约一年略多一些之后，由于希望继续深造，我不得不从这个学校辞职。“辞职”之后的我实际上处于长达3年的失业状态，但是，即使是在上海普陀区的那条狭小的街道里摆地摊子卖蔬菜、鱼虾，中国古典戏剧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仍然时常地萦绕在我的脑际。
大约是公元2000年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收拾起地摊子回到住处，侧着身子疲惫地蜷缩进我的狭小“房间”里，我无心地随手翻了翻久违了的书本，忽然，一个“乐”字映入了我的眼帘，它使得我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乐”，中国古代不是有一篇叫做《乐记》的文章吗？“乐”，这不就是本人一直在苦苦寻觅的中华古代表演艺术的文化之根吗？我的心中顿时豁然开朗，中国古典戏剧不应当总是照搬外来的概念，中国古典戏剧是有着自己的文化土壤的，中国古典戏剧其实就是一种“乐”，中国古典戏剧是中华古“乐”文化的一种高级形态。有了这个发现之后，我还越来越觉得，用“戏曲”这个名词来指称中国古典戏剧似乎不太合适，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中国的古典戏剧应该就叫做“乐剧”才是啊！
我所钟情的音乐，我所念念不忘的音乐，我为之奋斗的声乐，她不仅没有给我带来成功的喜悦，相反，她却使得我饱受挫折和磨难。尽管我那时侯也还不断地去上海音乐学院旁听常留柱老师的声乐课，但是，在歌声萦绕之中，我的心中确实有一种隐隐作疼的感觉，有时候这种隐约作疼甚至于还会发展到对于音乐的愤恨。为音乐而伤感，这反而增强了我对戏剧的热爱，你们看看，我虽然并没有太看中我的戏剧研究，但却似乎出了些令我颇感欣慰的成果。这真叫做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开始热爱起戏剧来了，不，应当说是更加热爱起戏剧来了。
105. 就考上海戏剧学院
在无数次的挫折之后，我又本能地抱起了书本。否则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此后应当做一些什么。这种情况还真的很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落水者，他在水中手足无措，在慌乱的挣扎之中盲目地抓取他能够触摸到的任何物品。看来，书本就是我这个生活的落水者所能够抓住的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了！
书，在这个世界上，它确实是我感觉最容易亲近的东西。不仅过去是如此，现在依然如故。我常常在写东西写得很疲惫的时候随便上街走走，不过，虽说只是随便散步，但我几乎每一次都不知不觉地就“散步”到了书店里去了。尽管我买书不多，但是，我总觉得书店就像是自己的家。所以，虽然明知我眼前的道路布满了障碍，但我也不能不走路了啊！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地过，我总不能每天在地摊子前面干坐着等待稀稀拉拉的顾客。所以，我觉得与其唉声叹气，还不如两眼一摸黑，像一头瞎了眼的野牛一样硬往前闯。
考博的目标已经确定了，那么，报考什么专业呢？当然是戏剧类的专业。综合性的大学和戏剧学院都有此类的专业设置，不过，综合性的大学的戏剧类专业偏向于戏剧文本研究，而戏剧学院的戏剧类专业侧重于戏剧舞台实践研究。虽然我也考虑了综合性大学，但我把报考的重点放在上海戏剧学院，其原因之一是这个学校我海面有尝试过，也就是说，其阻力我还没有接触过，就象一头四面墙包围之中的公牛，我当然希望选一面还没有撞过的墙壁是试一试。我的这种选择还考虑了其他的因素，而其中的一条就是因为上海戏剧学院距离我的地摊子比较近。
从我的蔬菜瓜果鱼虾小百货地摊子步行大约半个多钟头的路程就到了上海戏剧学院，我想我干脆就报考这个学校吧，有人干扰就让他来干扰吧，我总是要去搏它一搏的，如果连试都不敢去试一下，那么，希望就更加无从谈起了。何况，跑到其他地方去考试被人破坏了还损失了车旅费和报名费，在“家”门口考，即使考不上，损失了的也仅仅只是一百元的报名费而已。
我每天做小生意之余，甚至于在卖菜卖物品的同时，只要有一点空闲，就会本能地抓起书本。我也明知道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受坏人阻挠的可能性最大，但是，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冲啊！
106. 戏剧学院的大蚊子
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确实不容易啊！这可是一所专门培养“明星”的学校，是所谓的“造星工场”。所以，困难和阻力之大，朋友们可想而知。
我记得我在报名的时候跟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两位工作人员聊得还好，我留意着他们的表情，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这使得我增强了报考这个学校的信心。但是，在考试的时候我感觉出了某种不对劲，有位老师在考试的间歇期间竟然向我明示我是不可能考上的。而且还有一件“小事”也有些值得寻味。
在考试过程之中，在这所学院的图书馆大楼底楼之一角所设立的考场里，蚊子们很是猖狂，拼命地叮咬。那位研究生招办的人不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她还首先提出，问我们要不要用一些蚊香什么的驱赶一下蚊子。我们当然希望如此啦！尤其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血型的缘故，我特别招蚊子，所以我非常赞同她的提议。然而，我们左等右等等不到驱蚊蚊香、驱蚊液的到来，分别为五个科目的五场考试，总共考了两三天时间，但是，一直到最后一场考试的最后一分钟，我都是在上海戏剧学院热情的大蚊子的殷勤伺候之下完成试题的。你们看看，怪事情往往就体现在一些小事情小细节上面啊！呵呵！未入上戏，首先宴请了五餐上戏大蚊子！
我记得那段时间我正在向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25号”反映情况，虽然直接的、主要的投诉对象集中在上海水产大学，但是，既然又发生了新的情况，而且我当时有觉得新情况的产生很可能也与水产大学有瓜葛，所以，我当然也就把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这些我觉得有些奇怪的事情顺便地告诉了“25号”。但是，我不是很清楚我的反映起了作用没有，更不知道起了多么大的作用，我只是记得，也许就是在我最后一次找他的时候，他问我戏剧学院考上了没有，当时，我如果还没有领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的话，那至少是已经感觉录取比较有希望了，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他似乎露出了颇感欣慰的神情。
107. 好血变成了坏水？
总之，我后来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不过，我的报考的专业被调换了，我原来报考的是“中国戏曲史论”，这个专业的导师是我国著名戏剧专家叶长海教授，而现在则被调剂到了“戏剧文化学”专业。“戏剧文化学”专业博士点导师是我国著名的戏剧专家余秋雨教授，我记得的，在这所学院当年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面写得非常清楚。（由于找不到2001年我报考的那一年的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所以，我对这两个专业的专业名称的记忆也许有些模糊）。我得到这个消息当然十分地高兴，我当然愿意接受上海戏剧学院的安排，因为我珍惜一切的学习的机会。我实际上是带着感激的心情来到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已经沦为一个叫花子的我一下子成为一名艺术类院校的博士，哪能不高兴呢！？
但是，我刚刚从苏州河边狭小灰暗的棚子里搬出来，搬进了延安路上刚刚建成的“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公寓”，坏事情又来了。在入学体检的过程中，他们说我什么什么指数偏高，那就是有肝炎的可能性啊，是要被隔离被复查的。
因为不断地要报考学校，在报考上海戏剧学院之前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估计差不多我平均每年要经历一次体检，所以我实际上经常进行体检，不仅报名的时候要体检，入学之初还要体检，入学之后还有义务献血体检。在历次体检中，不仅每次都没有问题，而且，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的时候，我的血液还是数十名研究生当中唯一达到献血要求的呢！既然每次体检都没有问题，怎么偏偏在我最不希望出问题的时候检查出了问题？怎么偏偏在我最需要有一个新的学习环境的时候我的血液却跟自己过不去？我当时真的很郁闷，很困惑，我的好血怎么一下子变成了问题血了啊？！
偌大个上海，我可以把我的郁闷和困惑向谁诉说呢？我记得当时我跟常留柱老师说过，告诉他我近期不大敢去他那里旁听他的声乐课了，因为我担心有肝炎的可能，怕传染给他以及他的弟子们。但是，我也像他表示过我的郁闷和困惑，觉得自己好像不大可能有血液问题，所以，我告诉他，告诉他我怀疑有人故意作梗。你们看看，我这个时候几乎跟常教授无话不说，我早已把他看作我的父辈了。
后来经过静安寺附近的静安区某家医院的两次复查（规定是要复查三次，但我印象之中好像是仅仅两次就结束了），都证明我确实没有体质问题，这样我才被解除了隔离，开始了别人已经先行开始了的学业。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么一天，天气不错，我走到上戏校园里别致的办公楼旁边，在那里遇见了当时的研究生部丁主任，他和蔼亲切地告诉我，你可以去上课了。我当时非常感激那位丁主任，当然，我也感激上海戏剧学院所有的人，我觉得是这里的人们拯救了我，把我从蔬菜水果鱼虾地摊子旁边带到了一座神圣的艺术殿堂，给予了我一次全新的学习的机会。我可以重新打造自我了！这简直是太好了！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算是真正地考取了博士，直到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真的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学生。看来，破坏势力被正义的势力镇住了！不过，我的这种好感觉也许是比较廉价的。虽然我的血液实际上并没有问题，我也最终通过了体检，不过，比其他的新生，我还是被医生多扎了两针，多抽了两针管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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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中的鸟儿要歌唱》——钱久元自传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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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Jun 7, 2009 1:03 a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5:1 am 6579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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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梦之碎片与灰烬
98. 匆匆的沈阳之旅
前面“讨厌的《周易》”一节里，我提到的辽宁省委党校张一波教授要我钻研《周易》，结果我却被《周易》中的权谋学搞得很心烦。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比较靠后一些，是我从沈阳返回之后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在此之前曾经去过一趟沈阳，现在就来谈谈我的沈阳之行。
我本来以为张一波教授在北京，后来才知道他不仅常住沈阳，他本人的正式工作单位就是辽宁省委党校。我想，他可能曾经临时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而正是在那么一段时间里我和他认识的。
辞职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但实际上没有能够参加正式的考试；而报考某些大学的中文系博士，因为是辞职出来的又不可以报考。张一波得悉之后，他邀请我去沈阳，说他可以安排我在一个叫做《鸭绿江》的杂志工作，还说要帮助我报考辽宁的博士研究生。张一波教授告诉我，说他即将出版的一本叫做《起诉日本人》的新书需要我的合作帮忙，他还告诉我沈阳音乐学院就在他家的附近，他们单位还有一个歌厅，我可以在那里练唱歌。我于是第一次踏上了前往沈阳的旅程。
这个时候，原来的一百元一个月的低租金住房已经快到期了，实际上，我就是退了房子才去沈阳的，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应当算是破釜沉舟了吧？这样，我在吴淞码头附近居住了大约4个月之后，在被告知没有必要前往中央音乐学院参加研究生考试之后，我把自己的一部分书籍等行李暂时放在亲友家里，只身踏上了前往传说中的“林海雪原”的方向。
刚刚到达沈阳火车站时的情景使得我很受感动，因为我看到的是张一波教授亲自和一位小伙子前来接我，当时的气温好像是零下十几度。那个小伙子是他家的一个什么人我记得不清楚了，好像是姓吴，但我感觉他与张一波教授的关系似乎与张一波与我之间的关系有着某些类似。
在沈阳没过几天我便发现，在这里报考博士几乎没有什么指望。张一波教授的那本新书的书稿我发觉也只有几页纸，他所说的他们单位的“歌厅”则实际上是一个老职工活动室之类的所在，有些地方还脏臭难闻，似乎常常有人在里面随地小便。还有，他跟我说的那家《鸭绿江》杂志他也不再怎么提起了。
我当时真的开始觉得，一定是在过去的某个时候大大地得罪了张一波教授了，或者至少是张一波教授自己认为我得罪了他。但是，我仍然是困惑重重。这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张一波教授不仅应当有着“佛”一般的仁慈心肠，他还是一位爱国人士，他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活埋了的。我记得当初在北京的时候他就曾经跟我谈起过这个，而我也是一位很讨厌法西斯主义的人。我本就以为，应当正是因为我与他有着这种共同的好恶，他才会让我来跟他合作出版他的《起诉日本人》的。那么，他怎么会忍心欺骗一个憎恨他的杀父仇敌的年轻人呢？何况，即使是我做错了、说错了什么，那又是多么大的事情呢？！我想，即便是如此，在此之前，我也已经多次地向他表达过我的歉意了啊！
有一次，他家里来了个女同志，有些胖，当时还算年轻。她和张一波的家人或者客人在聊天的时候说到，从东北去俄罗斯的商人很可能有去无回，连尸骨都找不到，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家抓去做奴隶，甚至于会被暗杀。我听到了这些以后心里有些发怵，觉得不可以再呆在沈阳了。我几乎是忙不迭地离开辽宁省委党校前往沈阳火车站的，我想我一路上在别人看来一定像是个逃亡者。到了车站之后我仍然惊魂未定，坐立不安，即便不被谋杀，如果突然冒出来一个警察什么的说某某家丢了什么东西，而我是个嫌疑人，那也够我呛的啊！实际上，我不仅不会拿别人家的东西，我自己还把自己的一件比较像样的呢子大衣丢在了张一波教授家，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借过他200元钱，虽然他告诉过我这钱是不用还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还，但我缺现钱，那件呢子大衣应当值200元吧。
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失利以后，我梦游似的跑了一趟北京。稍后，我像梦游一般地前往北京一样，又梦游似跑了一趟沈阳。我下一步应当去往哪里呢？去上海吗？其实我在上海并没有自己的家啊！回安徽老家吗？但回到家乡就能够找到工作吗？也许不仅找不到工作，还会成为某些人的笑料呢！在寒风凛冽的沈阳火车站售票处门口的时候我就已经徘徊了良久，沉思了良久，偌大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我现在应当去往哪里呢？当我满心困惑地挤进了长长的购票队伍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着这个问题，甚至于当我快要来到售票窗口的时候，我仍然还没有办法确定我应该购买前往哪里的车票。其实，越是接近售票窗口，我的心里就越是焦虑，我应当跟售票员说什么？我可以跟售票员说：“您随便给我一张去往哪里的车票都可以”吗？……
不过，当我真的面对售票员的时候，我却似乎是不假思索地就脱口而出了“上海”两个字。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刚才的犹豫和迟疑都是毫无意义，我似乎很自然地是要回到我前往沈阳的出发点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当然不好意思回到我的安徽老家，我甚至于不好意思开口向我的亲友诉说自己当时所处的窘境。除了安徽，我最熟悉的当然就是上海，所以，在面对着售票员疑问的眼光的时候，我瞬息之间不再迟疑了，“上海”两个字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这也许并不值得奇怪。
99. 心啊！你为何不肯死去？！
当我从沈阳折回的时候，我疲惫地扛着几个大行李包裹从上海火车站里走出来，那种失望和落寞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是准备去沈阳打工的，至少是准备常住在那里复习迎考的，现在，我大概没有在沈阳呆过一个星期就回来了。我当刚刚走出上海火车站的时候，就像在沈阳火车站的时候不知道前往中国的哪个地方那样，我不知道自己应当前往上海市的哪一条街巷。不过，当我孤独地踟蹰在熙熙攘攘的上海火车站南广场的时候，我的像泥浆一样混乱的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是音乐再一次地捉弄了我吗？也只是在这刚刚从沈阳原路返回的时刻，我才清晰地意识到，我此次之所以破釜沉舟似的前往沈阳，其实并不是真正地为了找工作或者考博士，我还有其他的目的，或者说，沈阳真正对我有吸引力是别的什么东西。这真正的具有吸引力的东西是什么呢？哦！天哪！我现在终于不得不承认了自己先前都不肯或者不敢承认的东西：真正吸引着我此次前往沈阳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正是那已经使得我失业流浪的音乐，是沈阳的“歌厅”，是沈阳音乐学院。我终于明白了，几天之前，我为什么在沈阳和平区青年大街附近的沈阳音乐学院的大门前徘徊良久，我明白了我为什么没有迈进这家音乐学院的大门但却不停地朝她的校园的深处不停地回首张望。我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欺骗自己了呢？！我本以为我熊熊燃烧的音乐梦想已经在北京城里熄灭了，我的被碾碎的学习歌唱的愿望已经抛洒在从京城返回上海的路上了，可是，现在，我发觉我的心依然没有死，就像一个垂危的病人尚存一丝的似有似无的心跳；我发觉我的梦想还没有熄灭，死灰之中还残存着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火星。
人们常说“好事多磨”，我却对此有些困惑，好的事情一定要多磨难吗？我不希望如此，然而，确实有很多的好事潜藏着不愉快。也许，音乐既能够给人们带来了青春的快乐，也能够给人们带来痛苦。对于我来说也许就是如此。我之所以路途坎坷，或许也就是由于音乐！？音乐，它在给我带来无限快乐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无数的挫折吗？
在上海火车站南广场的冷风之中，我甚至于还想到，也许我在沈阳的“歌厅”门前认真地表个态，也许我在沈阳音乐学院的大门前真诚地发个誓，让北国的寒风冷雨彻底地浇灭自己心中残存的音乐之火，我就能够比较顺利地找到工作，也就能够比较顺利地考上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
心啊！你为什么不肯死去？！
100. 结识常留柱教授
从沈阳返回上海，在上海火车站踟蹰再三，我决定不去租房子，而是暂住比较便宜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地下室招待所——华东师范大学第三招待所。在华东师范大学地下室招待所居住期间，我差不多每天都要投简历打电话给用人单位，然后便是回到旅馆躺在潮乎乎的床铺上等待消息。等待用人单位的消息是很难熬得，所以，很多时间我都是几乎无可奈何地“悠闲”着，无可奈何地在大街上“闲庭信步”，甚至于无可奈何地在地下室与人打扑克。
我记得应当就是在1999年的春夏之际，我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转悠到了上海音乐学院。我印象中那一阵子常常下很大的雨。您们看看，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挫折，我这个人还是不怎么醒悟，还是在痴迷那害我不浅的音乐。我不知道渴望戒毒的吸毒人员面对着毒品是不是也像我那天一样，当我站立在位于汾阳路20号上的上海音乐学院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你今天走错路了，怎么会跑到这么一个地方来？”此刻，我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叫我赶快走开，但是，我的脚步却不怎么听从使唤；此刻，我的心中有一种声音告诉我音乐还得我流浪街头，但是，我却仍然不停地朝着琴声飘来的方向张望。哦！琴声之中还夹杂着美妙的歌唱，这让我如何抵挡……
是的，就是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声乐系教学楼里，从一间音乐教室的玻璃窗子里，我看见了一位老师正在给一个学生上声乐课。这位老师我知道，是上海音乐学院著名的民族声乐教授常留柱。我不记得当时是如何走进琴房同他搭讪上的了，总之，我当时不仅走进他的琴房，我还跟他聊了起来，我请求他允许我听听他的课。没有想到我是如此地幸运，他居然答应了！
此后，我大约一个星期要去听他两三次课。当时，我真是感激得不得了，他居然也没有表示出向我要听课费的意思，要知道，听课也是应当缴费的，我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记得我曾经要付给他一些钱，大约是在听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我取出二三百块钱准备给他，但他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我当时确实已经是非常地拮据了，基本上是一天三餐以馒头榨菜充饥。他显然是知道了我为了学习音乐而丢掉了工作。我虽然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我第一次和他聊天的时候一定是已经把自己的这些情况告诉过他了。虽然我也已经记不清楚初次相识的当时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毫无疑问，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一点也没有厌烦我一次次地钻进他的琴房听课，他每次见我来了都很客气，也从来没有收过我一分钱听课费。
不仅如此，我还发觉他越来越关心起我的事情来了，关心我正在进行的求职行动。我也乐意把我的事情告诉他，这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我觉得常留柱老师非常地关心我，我实际上已经把他视为我的父辈了；其二，我在与常留柱老师的交往中发觉常老师好像很有些社会关系，在那种极其困难的状况之下，我当然是十分渴望在某些方面得到他的帮助。
记得我也曾经一度心血来潮，曾经比较正式地请求常留柱老师收我做学生，但是，常留柱老师似乎并没有对此很感兴趣，他只是允许我听他给别人上的课，我印象中他从来也没有给我单独上过课，同时比较关心我在求职等方面的一些事情。我这个时候也算是比较知趣，因为在学习音乐方面已经在了这么大跟头，也就没有敢再把梦往深处做。总而言之，我在常留柱老师那里是也是把自己当成个业余爱好者来看的。
我记得在结识常留柱老师不久，上海音乐学院的新的教学大楼就建好并且开始启用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常留柱老师的琴房搬到了新教学大楼的1122号。在那个苦难的时刻，我常常想到，上海音乐学院的新教学大楼就像是我在汪洋之中看见的孤岛，常留柱老师小小的琴房里的歌声曾经给我伤痛的心灵以慈祥的抚慰，为此，我深深地感谢常留柱老师！
101. “低头看水里，抬头望天上”
记得就在我应聘上海市虹桥机场学校没有成功然后搬迁到苏州河边的时候，有一天，我从媒体上得知，吴天球教授已经来到了上海，而且正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演出。我也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念头，居然想到要给吴天球教授打了一个电话。在我租住房附近的一个小小的杂货店里，我多少带有些试试看的心态拨通了上海大剧院的电话，因为我实际上估计找不到他，也许工作人员根本就不会帮我去找他。大概是正好打到了某个后台演员休息室，不知道是工作人员还是某个演出人员首先接的电话，我说吴天球老师在不在，没有料到吴天球教授就在旁边。
本来是自己多事要给吴天球老师打电话，但是，当电话真地接通了之后我又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记得还是吴天球老师的平易近人使得通话的一进行，否则的话，我有可能立刻把电话挂断，因为觉得自己有些唐突。可不是吗？在当时，我大概已经失业流浪了两年多了，在租住房附近摆地摊子卖蔬菜鱼虾小百货，我还可以向从前跟他学习声乐的时候那样跟他说话吗？难道吴天球老师不会觉得我这个冷不丁地找上门来的流浪汉不会降低了他的身份？难道吴天球教授不会觉得我这个摆地摊的准叫花子学生不会辱没了他的名声？一个街头卖鱼的流浪汉居然想要巴结著名的皇家音乐学院教授！一想到这里，我不仅仅觉得自己唐突，甚至于觉得自己的行为都有些可耻！
感谢上帝！吴天球老师一接起电话总是首先说一句：“您好！”而这一次他仍然没有例外。吴天球教授的平易近人，吴天球教授关切的话语一下子温暖了我的心，使得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刚刚从安徽省教育学院毕业之时去北京跟他学习声乐时候的情景，回到了吴天球老师家曾经凝结着我青春的梦幻的钢琴旁。我恍然之间甚至于都觉得自己不再是准叫花子了，仿佛觉得自己此刻就像过去一样在电话里跟吴天球教授协商上课时间的安排问题似的。我记得，我和吴天球老师愉快地聊了一会，就像刚刚把脑袋伸进沙土里并且享受了片刻的超脱现实的快乐的鸵鸟一样。但是，当吴天球老师问道我的近况如何的时候，我再一次地落回到了现实之中，我记得我没有告诉他我现在正在从事的“行业”，因为我实在是觉得不好意思开口说那些，而且一时之间还真的有些说不清，但我记得我告诉过他我还没有找到工作。我也记得他好像很惊讶地说了一句：“还没有找到工作啊！”他的惊讶的语气已经告诉了我，他应当是知道两年多没有找到工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窘况的，所以，似乎也无需我多说什么了。
其实，一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清楚我当初怎么会突然想到要给前来上海大剧院演出的吴天球教授打电话，说我那是在无事找事可以，说我那是在高攀名人也可以，不过，我觉得这些解释似乎都不是非常合适。更好一些的解释或许可能是这样。梦想破碎之后会有散落满地的碎片，希望焚毁之后还有残留满地的灰烬，有些人倾向于选择回避这满地的碎片和灰烬，有些人则倾向于正视这些碎片和灰烬。而我的，也时有回避，我记得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我的破电视机里一看见有歌手在演唱，心中就有一种隐隐作痛的感觉，立刻就调换了频道。不过，至少是在那一天，当我得知吴天球教授正在上海大剧院演出的时刻，我没有回避，而且，我相信，我不仅在那一刻没有回避，相反，我从散落满地的碎片和灰烬之中又似乎重新回想起我的那些曾经做过的梦，又似乎重温了一遍我那旧日的希望，我仿佛又一次地望见了我那自从少年时代就已经布满星斗的天空，我的心头又泛起了一种甜蜜的感觉，尽管这种甜蜜之中掺入了太多的辛酸和苦涩。
我想我真的应该感谢苍天！这是因为，那间苏州河边的棚户小屋是我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出来之后最后的一个流浪栖身地了，因为几个月之后，我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这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102. 生命之星
在考入戏剧学院以前，在长达三年的流浪日子里，在忙于糊口的日子里，我并没有忘记声乐，我常常抽出时间跑到常留柱老师那里去听课，这就是一个证明。但是，我却很少唱歌，我去常留柱老师那里仅仅是听课，所以，我记得在他那里几乎从来没有张开嘴唱过歌，而且，回到我那暗淡的出租屋里，我也极少唱歌。
为什么呢？我想，这里的原因也许很多，例如，我可能担心吵了邻居，因为周围的住户挨得很近。又如，我忙于生计，那些日子，我常常很是疲惫。因为卖水果蔬菜水产之类的东西必须要早早起起床，赶早去批发市场进货。我记得，我有时候甚至于夜里十二点多就起床，骑着破自行车出没于分别位于大渡河路、曹杨路、铜川路上的蔬菜、水果、水产批发市场。从批发市场回来以后，有时候还能再睡一小会，但必须在天即将放亮之前把地摊子摆好，否则的话，错过了赶早出门买菜的第一批顾客，那一天的生意就算是错过了一大半了。不过，也许使得我极少张嘴唱歌的主要是我的糟糕的心情，我已经对声乐学习越来越失去了希望了。我想，这个时候一定有人感到奇怪，奇怪我说话前后矛盾，或者说是前言不搭后语：“你刚才还说自己没有忘记声乐，还常常去声乐教授常留柱那里听课，怎么现在又说自己对声乐学习失去了希望，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吗？”是的，你们质问得对，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我所说的话也确实没有错。这是因为，在那样的日子里，我实在是很难明确地告诉你我到底是忘记了声乐还是仍然惦记，很难告诉你我究竟是放弃了歌唱还是依然盼望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我想，我也许只能这样说，我常常在忘记与惦记之间徘徊不定，而更多的是忘记；我常常放弃又重新拾起，但更多的是忘记。是的，更多的是忘记，似的，更多的是放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即便是心中还有一丝孱弱的希望，那似乎也只能看做是旧日梦想的惯性。啊！天空中曾经有一颗璀璨的星，它现在却已经黯然神伤，消褪了光辉，像风中的烛火，仿佛即将燃成灰烬。
然而，虽然我极少开口歌唱，但是，我却常常在心里歌唱。我至今都深深地记得，在一个夏日的夜晚，在一天的辛劳疲惫之后，我独自徘徊在苏州河边，望着渺渺的星空，我心灵的深处又一次回荡起我多年以前十分喜爱的一首歌曲——《生命之星》的动人旋律：
当我少年的时候
我曾苦苦地追求
但那生命的浪花
汹涌的浪花
却把我带进了滚滚洪流
却把我带进滚滚洪流
啊
我走过了漫长的路
寻找我那失去的梦
寻找我那失去的梦
那黑夜漫漫的时刻
我心中充满了忧愁
而我心中的火花
不息的火花
却总是燃烧我的心头
却总是燃烧我的心头
……
是的，我记得我在合肥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这首歌，可是，我当时却并不很理解这首歌曲的含义，只是觉得旋律很美而已。在那个夏夜的星空下，我顿时觉得自己出来也没有像现在那样对这首歌曲有了如此深刻的体会，虽然我没有像过去那样，像过去那样张开喉咙放声高歌，然而，我却觉得自己的声音响彻了星空，响彻了宇宙！
然而，我心灵的歌唱逐渐暗淡了下来，因为，这歌唱越来越让我迷茫，我心中的火花呢？它是不是真的快要熄灭了！我知道“那不息的火花”，仍然在我心中的某个角落里燃烧着，可是，它还能够燃成熊熊烈焰吗？它还能照亮我黑夜般的人生之路吗？
我走过漫长的路
寻找我那金色的梦
寻找我那金色的梦
如今你终于回到我身旁
如今你终于照耀我心上
啊！生命的星啊
啊！生命的星啊
请你不要离我去远方
……
我的失去了的梦，我那失去了的金色的梦，它真的能够回到我的身旁吗？它何时才能够回到我的身旁？我的生命之星啊！你何时才能够照耀我的心房？你何时才能够把我暗淡的生命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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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中的鸟儿要歌唱》——钱久元自传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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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Jun 7, 2009 1:02 a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5:1 am 6526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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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记忆的拼图
尽管我时而怀疑这个，时而怀疑那个；尽管我时而这个方向上怀疑得多，时而那个方向上怀疑得多，但我实际上依然闹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人，究竟是什么势力使得我的人生、我的求学和我的求职如此地不顺。我真的希望自己大大地的罪过谁，狠狠地伤害过谁，因为这样我就比较容易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屡遭不顺了。不过，虽然如此，在数年的流浪之中，在一度几乎沦为乞丐的情况下，我的脑海里在不时地拼接着什么，常常有一些奇妙的往事的图片莫名其妙地浮现。这些往事的图片有些比较完整，有些则断断续续甚至于破碎不堪；有些清晰可辨，有些则模糊不清；有些甚至于还残留着一些“五颜六色”，有些则已经昏黄发暗。
现在，我们要让时光的车轮倒回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哦！天呐！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当年的那个小小的我，当年的那个身着灰色“臭老九”校服在合肥师范操场上按照老师的指令和大家一起做早操的毛脚学生，居然和省城的某一位局长及其夫人认识！也许有人要疑问，你当年只是个刚刚算是跳出了农门的中专生，如何能够认识教育局长一家？可能还会有人说，或许你认识人家而人家并不认识你呢！那好吧，我现在就把这些记忆的中图片展现出来，请会拼图的高手帮帮忙。
90. 图片之一——局长夫人
我记得，大约在我上到合肥师范2年级或者3年级的时候，合肥师范来了一位姓徐的女教师，她担任我们的小学语文的教材教法课程，她就是那位局长的夫人啊！在我的印象之中，似乎在她还没有正式到合肥师范任教之前，大家已经在传说着这位合肥师范就要来到的新贵人了。记得好像还是我们的一位老师曾经直接在课堂上提到她，大意是：你们瞧瞧，领导的家属想去什么单位就是比较容易呵！
局长夫人以前是在哪里工作的我不知道，不过，她应当是不折不扣地至少带了我们一个学期的课程。话说到这里，我开始觉得自己有些做学生的不恭敬了，毕竟是自己的老师啊！应当说，这还是很正式意义上的老师呢！总的来看，她是一个很有专业水平的老师，应当说，她的教材教法课程是上得不错的。
91. 图片之二——一次难忘的教育
不过，徐老师对于我们的“教育”，我目前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是，有一天她在上课的时候说到：假如某个领导的小孩子欺负某个普通群众的小孩，普通群众会宁愿吃亏，因为，这个普通群众可能还需要这个领导帮助他解决诸如住房、工资待遇等等之类的问题！对于老师的这段话，当时，像我们这么样的一些幼稚的学生确实非常地惊叹了一段时间。不过，她说的应当也很正确，社会上这样的情况还少吗？从某种角度来看，早一点把这样的社会常识告诉学生也许对某些聪明的学生的未来很有利，不过，像我这样的木头脑袋瓜子恐怕就难以在短时期内奏效了。
92. 图片之三——无题
我还清楚地记得，曾经有一次，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缘故，我在教师办公室里看见过局长夫人与她的女儿在一起。
93. 图片之四——局长出场
有一次，在学校的办公楼附近，我忽然看见合肥师范学校的一批领导跟在一位更有领导样子的人的后面，同学们议论着：这就是合肥市的教育局局长，是我们的老师——徐老师的爱人。并且，这位局长也曾经是合肥师范的学生！
94. 图片之五——局长家
我也记不清楚是出于什么原因，我还去过局长家，也就是我们的徐老师的家。局长家就在迴龙桥路。合肥师范学校所在的公共汽车站点就叫做迴龙桥，迴龙桥路距离合肥师范很近，紧连着金寨路，合肥师范学校到迴龙桥路步行大概只需要5分钟。
95. 图片之六——小学校来了大人物
现在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从合肥师范毕业之后了，但仍然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我刚刚分配到长丰县水湖镇中学工作不久，有一天，一到校园我就感觉仿佛有什么大事情正在发生似的。由于是新建的学校，学校的办公用房还不足，所以，刚刚到水湖镇中学工作的时候，这所学校的校领导们办公的地方是和我们教师在一起，在同一个大房间里，所以，校长们的外事活动一般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到了办公室，我忽然发现，就在校长的办公区一带，有一副虽然不算是很熟悉但我却可以肯定是以前曾经在哪里看见过的面孔。啊，我很快就想起来了，这不就是主管着合肥市几千所中小学的合肥市教育局的局长吗？！我是如何知道合肥市有几千所中小学的呢？如果我的记忆还不算是太糟糕的话，我曾经在报纸上看见过这位局长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过他所管辖的合肥市中学、小学大约有数千所之多之类的内容。
那么，诺大的省城教育局局长来到我们这么个刚刚建立不久的郊县学校有何贵干呢？记得我后来听同事们议论说，他好像是来“考察工作”的，也有人说好象是来动员我们这所中学兴办教育产业的。也就是说，他是来为教育改革作动员的！当时，在短时间内突然不知道从什么方向吹起了一股鼓励和提倡学校兴办校办产业搞创收的飙风，社会舆论似乎也比较赞同此举，所以，局长乘坐着这么一股风前来呐喊，这自然是可以讲得过去的。
局长亲自出马给数千所学校之中的一所不知名的新学校打气，要它的领导层放手大干一场吗？！至于这样的问题我实在是不敢冒充消息灵通人士，不敢胡乱猜测。我只能把自己从同事们的议论之中听到的一些风声告诉大家，而至于合肥市教育局长为什么要突然驾临我们长丰县水湖镇中学，其真正的原因以及场面上的说法也许都只有极少数的那么几个人知道。说白了，领导要想来考察，想找个什么理由那还不容易。
不过，我还记得好像这种鼓励学校兴办校办产业的做法很快就由于某种原因遭到了反对，而且还是通过某些政策被叫停的。而至于之所以被叫停的具体的原因嘛，我好像也听说过一些，例如，学校不应当倾力搞创收而耽误了教书育人的本务等等。
我当时其实很快就认出了这位局长，但是，我几乎是本能地回避了这位局长，我没有走上前去打招呼。
有些话实在是有些不太好说出来，而且，我相信在当时我也不原意说出来，不过，我总是觉得局长夫妇好像有些什么事情。一想到这里，我的耳畔马上就会响起洪继文老师的那句在不同的语境之中可以做不同的解释的话：“你吃过了吗？！”话语之中似乎在疑问又似乎是在劝阻，也许只有千分之一的这样的语义元素在其中，但我可以明显地捕捉到。我知道，洪继文老师的父亲担任过合肥师范学校的校长，我相信，他们一家与局长家的交往肯定是非常非常地长久的。
对，我就是本能地回避了这位来自省城的大客。作为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如果不是由于某种很特殊的回避本能，一般是不会放弃与这样的人物招呼一下的。我也不会担心他忘记了我曾经到过他在迴龙桥路上的家，因为我是他爱人的学生！也许这个招牌一打出来，水湖镇中学的同事们都将对我另眼相看，也许学校的领导们也会敬我三分，甚至于减少刁难我的几率！但是，我还是回避了，因为，我觉得这样不好，因为，我也许会对不住人家啊……
读者们可能认为，也许根本就没有我所担心的那么一回事，不过，我当时就是这样考虑的，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历史事实吗？我还记得很清楚，此次局长来视察还给我们长丰县水湖镇中学带来了好些礼物，其中就有好几架脚踏式风琴，这一点使得酷爱音乐并正在到处找寻学习音乐机会的我倍感欣慰。
听说当时一下子给了我们不少风琴，大概有十几架吧，只是，又听说中途被其他学校给抢走了一大半。我后来考取安徽省教育学院的音乐系，就曾经用过他送的风琴。不过，那个时候这些风琴已经有所损坏，个别琴键发不出声音了，不好用，而且我也不可能天天呆在学校里弹奏，所以，我照着其中的一个风琴的键盘在纸张上画了一幅键盘，在上面虚拟性地练习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后来考试居然成功。
96. 图片之七——我的回访
隔了一小段时间，我去合肥学习声乐的时候又顺便去过局长家一趟，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我。假如确实如我所感觉到的那样，那就有请求原谅的必要。我渴望维持纯洁的师生关系，尽管，当时的我仍然还非常地懵懵懂懂，还很不怎么懂得社交，但现在想来，当时我确实也有百分之几的朦朦胧胧的歉意感，尽管没有明说，也不好明说。我记得，当时我到达局长家的时候，正好是当时著名的播音员杜宪在播送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他家的电视机是黑白的，而当时的彩电应当已经进入普通市民家了！
记得我一到局长家的时候，徐老师就一边倒茶一边似乎有些意味深长地说：“茶都快凉了！”我们还谈到我喜欢的声乐问题，她说她不懂得这个，要我去请教局长，由此看来，我们的合肥教育局局长对声乐艺术本来就是很钟情的啊！
我还记得在局长家时没过多久就又来了一个人，岁数上似乎应当算是老年人，我正好就此道别，没有想到那位造访的老者说了几句话也急着要走，而且他应当还走在了我的前面。出于礼貌我也招呼了那位老者，但就在临近离开的时候，局长家有人冲着我冷不丁丢了一句话：“你知道他是谁吗？”仅此一句话后来就引起了我不少的遐想，“他是谁呢？前任局长？前任省长？退居二线的中央首长？中央首长的亲戚？”
但现在，我很后悔我的那此造访，因为，我觉得我的造访似乎容易造成某种误会，会让人误以为我想答应什么。
97. 图片之八——小学校又来大人物
很快，我在水湖镇中学的办公室里突然地再一次发现了局长的面孔，天啊！他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又一次光顾我们的那个普通的“戴帽子”中学！？我，我，我，我再次回避了他。
之后，尽管我隐约地觉得会有人对我不快活，但我确实也没有觉得我会因此和谁结下什么天大的仇恨，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
我不仅仅在工作和学习方面没有损害过谁，我在交朋友方面也没有损害过谁。我没有答应过谁，所以也就不存在拒绝过谁。何况，我找什么样的朋友是我的自由。而且，这种事情我觉得太平常了，我去找别的女孩子，人家看不上我，我也没有办法，这也是人家的自由，否则的话，那我岂不是天天在仇恨中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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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中的鸟儿要歌唱》——钱久元自传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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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Jun 7, 2009 1:01 a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5:1 am 6571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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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怀疑一切
84. 讨厌的《周易》
我记得在从沈阳返回之后的某个冬日，我大约隔了月把时间没有洗热水澡了，所以就去附近上海纺织大学的学生澡堂洗了个热水澡。房东家顶楼上有一处简单搭建的洗刷间，可以说是棚户之中的棚户，平时我在里面洗的是冷水澡，大约三四个星期才去澡堂洗一次热水澡。因为冷水洗澡往往难以洗干净，因为房东家的那个洗刷间不仅非常地局促，而且十分地简陋，绝对不会比乡村人户家的猪圈好多少，在那里面洗澡，你尽可以“享受”到天寒风冷水冻人的效果。
洗完澡之后，我给远在沈阳的张一波教授打了个电话。当时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我是在延安路大街边上的公用电话亭里打的电话，我把洗澡换下来的脏内衣往地上一扔，我当时注意到，原本白色的内衣已经成为灰色的了，放在地上完全就等于是一堆垃圾。
至于当时我为什么给张一波教授打电话，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也许是想再一次解释一下我可能有些地方对不住他，请求他的原谅，也许是企图借用从媒体上听到的有关他的消息来讨好他。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在广播电台和报纸上得到过有关他针对日本政府妄图篡改侵华历史的谈话报道。我还听说他好像是还担任着“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的会长的职务
不过，张一波教授对我说的话好像跟针对日本人的一样严厉，我告诉他我从上海图书馆看到了一份《沈阳日报》，上面有关于他的报道，也许还借机表示了自己从前有眼不识泰山的歉意。然而，他的意思好像是把我的这种讨好性的表示理解为在追查他的什么底细之类的不好的举动了，所以，话语之中我觉得好像有诸如“你敢来调查我吗”之类的意思。
他还特别地提到过我国古代的典籍《周易》，问我读过没有，我说没有认真读过，他告诉我应当去读一读。由于我认为自己曾经因为不怎么听话而使得张一波教授有些不愉快，所以，现在既然张一波教授指名要我学习《周易》，那么，这一回我可绝对不敢再糊里糊涂的了。所以，我很快便从上海图书馆借出了《周易》，在上海图书馆的阅览室认真研读。不过，虽然我很努力，但我实在是很难读得懂这本书。还算幸运，之后与张一波教授没有再做经常的联系，他也没有主动垂询过我学习《周易》的进展情况。
当年《周易》的学习我已经忘却了不少，但多少还有些印象，然而，这种印象却并不是很好。如果一定要我说句老实话的话，那么，我现在只好这样告诉大家。《周易》虽然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内藏丰富的哲理，但是，我在阅读《周易》的时候所获得的最大的印象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如何整另一个人的教科书，它教育人们怎样等待时机，怎样设计圈套，怎么整倒别人，直至最后称王称霸。所以，我对这本书有些生厌。整人虽然也是一门学问，但是，我真的不大喜欢这门学问。但愿我对《周易》的这种印象是一种错误的印象！
85. 四处道歉
我当时不仅仅怀疑上海水产大学有人在我背后作梗，也非常怀疑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怀疑辽宁省委党校的张一波教授，等等。
会不会是吴天球教授由于我的某句不够礼貌的话而惩罚我一下子呢？我思来想去，而且也与他进行了电话联络，向他解释为什么曾经有一次我把他家的电话透露给了外人，希求他的原谅。
我虽然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明显的不对，但我觉得万一跟吴天球老师产生什么误会那就太不值得了。所以，我记得十分清楚，我觉得应当沟通一下，我告诉他说：“我是个农村来的人，在乡下长大，不懂得礼节，也不会说话，有的时候甚至于自己说错了话自己都不知道。倘若我在您老人家那里说了什么不应该说的或者是不礼貌的话，请您一定原谅，因为假如真的说了此类的话，那一定是无心的。”我还告诉他，我有的时候在说话的当时没有觉得什么，但回家以后躺在床头一想，常常会突然感到浑身不自在。说得不对，很冒失，自己当场没有觉察出来，等到觉察出来的时候，当然就会感到很尴尬，这是浑身都要起鸡皮疙瘩的事情。
不过，根据我在吴天球老师那里上课的感觉，吴天球教授有时候说话比较严厉，但我又觉得，即使我真的说话做事有些不妥，他也不至于使用如此的手段来对付我的。而且，我确实没有做过什么不太妥当的事情，除了那次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家的电话号码给了别人之外……
我于是又想起了张一波教授，那次把电话号码给了他之后，发觉吴天球老师不太愉快，我于是使用了不大恰当的语气跟他说了几句话。难道这就会使得他如此地不高兴，使得他如此地使用手段来对付我？也不太像啊！是不是因为我不是非常地听话，例如没有按照他的意思继续呆在北京，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把档案和户口分开而得罪了他呢？似乎也不太像。我甚至于有些时候还觉得张一波教授似乎与吴天球教授早就认识，认为那一天与张一波教授初次相识的时间、地点确实都很巧合，要知道，我是恰好在北京“三味书屋”门口等待开门购买吴天球教授的声乐教学新书的时候遇见了张一波教授的……
有一些是可以肯定的，我那次把吴天球老师家的电话给了张一波教授之后发觉吴天球老师不太愉快，其后我跟张一波教授说的话确实是我自己在有些不快的情况下说的，确实是不应该的。不过，当我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之后与张一波又一次地取得了联系上之后，他仍然像我和他初次相会的时候那么好哇！……
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他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不高兴我，也不管张一波教授是不是不高兴我，我都在某些时候进行了道歉，就像在吴天球那里所进行的一样进行了道歉。
86. 最疑水大
作为一个硕士研究生，我想，我应当还是有些用处的，但是，我居然就这么在上海流浪了三年。我当时就极其怀疑，怀疑会不会是上海水产大学在背后捣的鬼？会不会是我求职的单位会去水产大学询问我的情况，而他们恰恰就在那里等着要说我的坏话呢？否则我怎么总是失败，甚至于连中小学都去不了？
离开上海水产大学不久，我就听说那个打造了“小金库”的部门的领导已经从学生处调到人文与基础学院当支部书记去了。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主要就是因为揭发出了那个“小金库”，所以我才在学生处待不下去，调到人与与基础学院仍然麻烦不断，直至被人从上海水产大学才撵了出来。现在则真是“巧妙”极了，用人单位假如去我的原单位调查我的话，上海水产大学的人完全可以很自然而然地告诉他们：“啊，小钱吗？他是从我们学校的人文与基础学院走掉的，你们去那里了解他的情况吧。”
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几乎是铁定了不可能找到工作的。你想想，那么多人求职，我所学的又不是那种诸如原子弹制造之类的专业，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的文科。人家单位进一个人，不可能不去我的原单位调查的，至少会打个电话询问一下。也许有人要问，这些都是你自己设想出来的，你没有切实的根据来证明你的原单位在背后戳你。我记得我当时想请我的房东假冒用人单位给水产大学有关部门打一次电话，想看看他们是如何跟用人单位说话的，但是，那个好像是在服装厂工作的裁缝房东不是很情愿，他仿佛担心什么似的，电话里吱吱唔唔地说了一两句就草草结束了，没有问出个所以然。你们看看，作为一个如此弱势的小百姓，一个孤立无援的人，我是如何能够清楚地知道别人如何折腾我呢？只有他们可以通过某种卑鄙的方式了解我的一切，而我却无法知道对方都做了一些什么。除了进行某些人可能觉得是有些“捕风捉影”嫌疑的猜测之外，我似乎没有其它什么招数的啊！由于有着这么些怀疑，我这个时候已经对找到工作没有信心了。
虽然我这里只能是揣测，其实，假如真的有人愿意帮助我追查原因也应当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我跟许多单位进行过联系，投过简历，打过电话，进行面试，甚至于被试用，若有人老是在说我坏话（其中就应当包含造谣之类的东西），知情的当事人应当是颇多的，但愿这其中能够站出一位两位耿直正义的人士把真相告诉我，告诉大家！
我想，我当时的条件应当还是不错的，文学硕士，音乐大专，单身一个，有些单位比较关心户口问题，我的户口也算是在上海了。然而，我硬是在上海流浪了三年！
87. 对档案的担忧
对于没有能够参加本来就渴望参加的考试和连续的求职失利问题，我的老师和老乡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汪寿明教授曾经这样地提醒我：“你的档案有没有出什么问题？”我告诉他，我的档案之中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情。尽管我获得的奖励不多，但是处分之类的事情我根本是不沾边的。我想，如果真的有人要在我的档案之中记录什么，他们是应当告知我的，最起码我应当知道有过这么一回事情。但汪寿明教授又告诉我说，在“文革”的时候，人事档案里面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下了手脚，他也告诉我说这种情况现在应当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了。我觉得这位教授的话可能是有些缘故的，不像是空穴来风，记得我在考取安徽省教育学院之后，我的调档之事就非常费劲，而负责调档的竟然还是我的一个中学同事，他被借调到长丰县教育局负责档案工作，我记得我的档案最后还是由他邮寄到安徽省教育学院的。实际上，我几乎是每次考取学校之后都迫切地希望尽快调档，担心有人破坏了我的录取。会不会在类似的过程之中有人偷偷地把什么不好的东西塞进了我的档案？为此，我特地前往位于中山西路620号的上海人才市场进行了调查。
上海人才市场是我的档案挂靠单位。我当然没有办法亲自察看我的档案，我是借用报考博士的机会来调查的，因为报名的时候需要档案挂靠单位开具介绍信，还需要他们查阅我的档案，看看有没有不良记录。我在失业流浪之初就从上海人才市场开了两次报考博士的介绍信，应当都没有不良记录的说明，否则我不会不注意到。我记得在听了汪寿明老师的话之后，我在后来的报考之中特别地留意过这个问题。报名表上有关档案的审查由档案挂靠机构的人员查看之后签署意见，于是也就相当于我本人察看了一遍我的档案，你们说是不是这样？我记得上海人才市场的那位档案审查者是我的本家，我曾经请求他认真查看我的档案，担心他遗漏了我档案上的某种不良记录，而他最后给我签署的审查结果我记得很清楚：“没有不良记录”。
不过，今天想起来，也还是有着某种不利的可能的。既然有人能够把“不良记录”偷偷地塞进去，当这个记录已经损害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害怕败露，然后再偷偷地取出来，这样不也可以算是神不知鬼不觉了吗？我们这些没有权力察看别人给我们贴上的小标签的人又能够对此有什么办法呢？！干瞪眼！
88. 户口问题
一提到我的户口，我也有些感触。我这个很想在学业上有所发展的人，其实并不在乎什么户口。我只是担心，上海水产大学会不会把我搞成了黑户口！我是直接从上海水产大学把户口迁入中山西路620号的上海人才市场的，我当时就被这个人才市场的人员的解释搞得很糊涂，有人说我这种情况要找工作必须领《劳动手册》，可是，我实际上又没有领到这个手册，具体是什么原因我都忘记了。不过，对于未能发给我《劳动手册》，有关人士也是自有解释的，尽管这种解释只能把我的脑袋解释得晕晕乎乎。
后来，应当就是在我到上海虹桥机场学校求职失败之后，有一次来到上海人才市场办事，我偶然地与该市场的一位领导聊起天来，当我提到我的原单位上海水产大学的时候，我一时愤慨，就把“小金库”的事情说了出来。我当时只是出于一时的愤慨，没有想到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之后的一些变化却让我陷入了沉思。我很快就有了《劳动手册》，而且，这个人才市场还专门通知我（我记得是通过我的房东）去办理社会保障卡，听说，有了这张卡才算是有了上海户口，也有人说有了《劳动手册》才算是真正地有了上海户口，而此时我已经流浪了大约两年半的光景了。
是不是有人在背地里跟这个人才市场进行了暗中的交涉，当然，也许是似明似暗的交涉，以制造种种我所无法知道的理由把我的户口给“黑”了起来？在听到了我叙述我的遭遇之后，是不是那位人才市场的领导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而又立刻进行了补救？我记得后来我打听过上海人才市场那位同志的名字，当时这位同志不在，旁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外出出差去了，好像说的是去了福建，还说他叫“陈明荣”（音）。这个名字与上海水产大学的“任明荣”老师（我离开上海水产大学之前他任人文与基础学院党支部书记，我离开之后听说他改任该院的院长了）的名字很接近。如果他确实叫“陈明荣”，那就确实是一种巧合，但是，若他实际上不叫这个名字，那么，这就很有可能是有人在暗示我，暗示我是由于某些人的努力才解除了我的“黑”户口状态。上海水产大学任明荣老师是一位好心肠好脾气的老师，我一直都很敬重的老师，我在上海水产大学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好心的知情者，我分析得有些道理吗？！
我在流浪期间，也曾经有同学示意我，说户口不能够确定在哪里，又没有固定的住房，那就有可能被警察押走！也许，邪恶的家伙能量还不够大，也许由于某位与之有关的大人物还存有一些正义、善良之心，否则，我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后的三年恐怕就不见得是“流浪”两个字能够涵盖的了。
89. 求助“25号”
记得在报考上海戏剧学院之前我还多次去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访办告状，因为我越来越觉得上海水产大学可恶。我觉得，那个学校既然在我离开之后还不肯放过我，那么，它的“小金库”等问题我当然也不会不让上海纪律监察部门知道的了。
是的，尽管我当时怀疑的方向有很多，但是很显然，上海水产大学是我最为怀疑也最为厌恶的一个地方。我记得当时就有人跟我讲过，说上海水产大学注定了不会说我的好话，这是因为，假如它说我的好话，那就意味着它是把一个好人扫地出门，这不是等于在揍它自己的嘴巴吗？此说很有道理，我是相信的，但是，我可能低估了上海水产大学某些人邪恶的程度，以为他们也只会一般性地说我好高骛远不着实际一类的话，没有更早地想到他们很可能在我失业之后还会落井下石。我是在求学、求职不断地遭遇挫折之后才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么一点。唉！我真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把人心设想得更邪恶一些呢？
尽管我无从确切地知道上海水产大学在我失业之后具体都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我当时坚信，那所学校的某些人一定不乐意看到我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我当时也迷迷糊糊地觉察到上海水产大学的背后还可能潜藏着某种势力，但是，我没有办法揭开那道厚厚的幕布。所以，在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我只能把投诉的主要目标投在上海水产大学方向，主要是反映了那所学校有辞职才可以报考学校做法的不当以及逼迫我卷入“小金库”事件等。
纪律检查委员会把我的申诉材料转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然后再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转回到上海水产大学进行处理。当我得知这个办事程序之后，我记得当时我很是失望，因为我当时想到，这简直有点象是让强盗调查强盗，它水产大学既然已经对我做出了那么些事，它还能有多大的可能“自觉自愿”地回过头来说自己做得不对？果然不爽，上海水产大学人事处王英华处长不久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件的内容大致就是，他们根据我的投诉进行了自查，结果发现他们没有什么错！
虽然如此，我仍然非常感激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至少，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发泄我的愤懑的地方；至少，他也让我看到了一线的希望。那位接待我并且主要负责我的投诉的工作人员当时大约五十岁左右，我想知道他的姓名，但他没有告诉我。后来我又询问了另一位工作人员，他也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只是告诉我那位负责我的投诉的人的是“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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