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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8: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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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 浑身解数都使遍 中国戏剧拒意坚
我当然不会把求职的范围局限在上海、北京等地，我的求职地域范围是很广的，但我特别想进有戏剧类专业的院校，这个目标我坚持得比较持久，但到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达到。例如，位于我的家乡合肥的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我就联系得比较多，也付出过不小的努力。
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当时的院长刘继潮也还算得上是我的老师呢！我当初在安徽省教育学院艺术系学习的时候，他是艺术系的副主任。尽管他是搞美术的，而我在安徽教育学院学习的是音乐，但他毕竟是整个艺术系的副主任，所以，应当算是我的老师。但是，他说死说活也不肯接受我。现在，我一听人说到安徽大学的艺术学院，我就能够一下子回想起刘继潮院长当时告诉我的话：“你到其他单位看看，他们应当会欢迎你的……”
我在向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求职的过程中，还有一位比较了解我的专业所学的亲戚在极力地推荐我。我的这位亲戚也在安徽大学工作，是这所大学的一位处级领导。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不要人。也就是说，不论从什么角度，他们是横下一条心，就是不肯要我这个人了。
听说那位刘继潮先生在我求职的当时好像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但是，学院很快就把他返聘了回来，继续坚守艺术学院院长的岗位。虽然我在向这位艺术学院院长请求赐予一只饭碗的过程之中，觉得他好像还想长期在院长的位置上干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后来在其他单位刚刚落实了工作，就听说他又不做那个院长了，退下来了。真是具有戏剧性，我有时候甚至于觉得，仿佛他当那个安徽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拒绝一个姓钱名久元的人，就是为了要拒绝一个为了找工作而搞得焦头烂额的戏剧戏曲学博士似的！
刘继潮先生的继任者听说叫程琳（音），不过，我想，即使我求职的时候不是刘继潮担任艺术学院的院长，我仍然是不可能成功的。还在上海的时候，我就曾经在电话里听到过我的那位曾经极力推荐我进安徽大学艺术学院的亲戚表示过这样的困惑：“别的学校都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毕业生尽快找到出路，找到好工作，怎么你们的戏剧学院和别的学校如此地不同啊！”但是，当我问她上海戏剧学院到底有什么不同于其它学校的时候，也就是想知道她在推荐我的过程中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有关我的信息的时候，她又告诉我说没有。所以，我在合肥学院落实工作之后，很快便拜访了她。我之所以来急切地拜访她，就是想要通过她知道一些情况，了解一下上海戏剧学院在我近一年的失业状态之中到底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脚色。但她没有说得太多，主要是告诉我说，安徽大学艺术学院的刘继潮院长和副院长程琳她都很熟悉，程琳前往上海音乐学院招聘人才的时候，也顺便地去了上海戏剧学院，但是，程琳副院长到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没有跟有关老师或者工作人员说多少话。我问她程琳副院长具体找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什么部门，她说不太清楚。我又问她是谁接待程琳副院长的，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她说也没有谈多少，因为太晚了，天色昏暗，甚至于上海戏剧学院接待者的面孔都没有能够看清楚。朋友们瞧瞧，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招聘博士就是这么个招聘法，不仅是顺便地去招聘一下，而且还要去得很晚，也没有说什么话，甚至于连接待者的面孔都没有看清楚就打道回府了，真够浪漫的！
假如当初安徽大学的艺术学院要我的话，此后的我应当不会着急地想换单位，因为，虽然这所学院的戏剧专业并不著名，但这里毕竟有个与我的所学基本吻合的专业。何况，我有信心让不著名变得著名！所以，假如其它的情况都比较适宜的话，我是有可能比较安心地在安徽大学的那所艺术学院里工作下去的。
我当时确实是使劲了浑身解数，到处谋职，包括申请进高校博士后工作站。我知道，进博士后工作站也算是一种求职，因为按照政策，进入高校博士后工作站的人员享受与高校教师同等的待遇。我就曾经十分渴望进入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后工作站。
大约是在2005年3、4月间，我得到消息说，中央戏剧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准备招收人员。对于我这个已经好久没有工作机会的失业者来说，这当然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何况，专业上绝对对口。
我跟这所学校联系了以后，还与这所学校的科研处张殷老师面谈过。那个时候上海戏剧学院还没有博士后工作站，想必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后工作站也是刚刚起步的，或者说是刚刚起步不久的。我在电话联络和面谈之中能比较清楚地感受到，张殷老师还是很希望招收到比较正规的戏剧类院校博士毕业生的。
前面曾经提到的上海戏剧学院华山路大门口处的“真锅”咖啡屋，读书期间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但毕业之后终于进去了一回，我与张殷老师面谈的地点就在那里。是张殷老师约我在那家咖啡屋里攀谈的，我开始的时候还有些犹豫，因为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但是，出于改变当时的失业状况的考虑，我还是一咬牙，立刻就接受了。
面谈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位中央戏剧学院别的老师在场，她可能也是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我向张殷老师表达了自己迫切地想为祖国的戏剧研究事业贡献一份力量的愿望，也把我当下的窘境告诉了她。我的感觉是，她听了我的恳求和诉说之后是比较同情的，是表示要为我争取的。我还告诉她，前不久观看的中央戏剧学院常莉老师导演的莎士比亚名剧《错中错》真是太好了，他们在上海戏剧学院“新空间”里的演出我是“混进去”看的，真是棒极了。《错中错》演出后的次日还有一场常莉老师导演的莎士比亚名剧的演出，剧名我不记得了，但我没有看成，那是因为《错中错》的演出引起了轰动，所以，次日演出时许多人被堵在门外。据说有些有票的人都没有能进去，我这个没有票的艺术乞丐当然也就难以再一次地“混进去”欣赏了。末了，我还把自己的有关资料以及自己在辗转流浪中创作的几个剧本的电子版，一并地存在了优盘里交给了张殷老师。让我既尴尬又宽心的是，喝咖啡的钱是张老师付的，我当然与她“争执”了一番，但我显然“争”不过她。
之后，我多次通过电话和中央戏剧学院的有关领导、老师进行了联系。除了张殷老师之外，我还联络了该院的一位中国古典戏剧专家麻国钧教授。张殷老师和麻国钧教授一再地要我耐心等待他们的消息，好像是说还有希望，但是，决定权似乎不在他们手里。
我只能一再地向他们表达我的迫切的愿望，我记得，我通过手机短信向他们表达过这样的态度：“我不需要你们给我按政策规定应当给的讲师待遇，只需要给我一个月五百元，甚至于三百元的生活费就够了；我也不需要你们给我按政策应给予的两室一厅的住房待遇，只要给我一个与本科生同样的学生集体宿舍就行了。”但是，我的这种近似乞丐一般的祈求仍然没有能够打动某些决策者的心，我仍然没有获得允许。被拒绝是显然的，因为后来张殷教授问我是不是可以等到当年的下半年作为第二批博士后进入他们的工作站。2005年中央戏剧学院的招收计划是分两批进行的，一批将在4、5月份，另一批将在9月份。我想，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最等不得的，假如再等上半年时间的话，我又得要支付至少两三千元的房租和生活费用。何况，到了当年的9月份，能不能够顺利地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还是个大大的问号，我的经历已经使得我深深地怀疑有人暗中作怪，故意地在我的求学、求职甚至于求婚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所以，也许9月份的梦想又只是某种势力设置的一个圈套。朋友们看看我的想法对不对？如果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后真的准备接收我的话，为何非要我等上半年呢？我已经失业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他们是完全知道这么一点的。何况，我孤身一人，也不需要麻烦他们帮助我解决家属和子女问题，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想接受我的话，那应当并没有太多的困难啊！我当时，并且一直到现在都认为，张殷老师和麻国钧教授骨子里是希望我进入他们学校的博士后工作站的，但是，能够作出最终决定的却显然并不是他们。
总的来看，我2004年毕业前后曾经联系过哪些家用人单位呢？我记得，我参见过面试或者投递过简历的单位就有如下这些：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戏曲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昆剧团、上海越剧团、上海沪剧团、上海淮剧团、上海电影集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戏曲学校、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安徽艺术学校、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浙江传媒学院、上海传媒集团、上海大学谢晋影视学院、上海电影学院（民办）、山东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上海文化局、上海艺术研究所、上海静安区文化馆、上海长宁区文化馆、上海文化馆，以及上海各个区的文化局、几乎所有的上海综合性大学、几乎中国所有省份的文化厅、几乎中国所有省份的话剧团，乃至于上海静安区的听说戏剧活动开展得比较好的一些中小学，等等等等，我都尝试过了。可以说，中国几乎所有的与戏剧有关或者可能与戏剧有关的艺术院校和艺术团体我都联系过了，但是，他们都或者坚决或者委婉地拒绝了我这个戏剧博士。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中国的戏剧文化太发达了以至于不需要戏剧博士了呢？好象也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吧？！在这里，我若是把中国的戏剧文化现状说得太差，这或许会让某些人伤心、难过，但是，不论怎么说，我国当前的戏剧、影视水平绝对不是世界第一流的，这一点无可辩驳。这些年来，我们的戏剧文化界搞出来了多少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剧本、演出和音像产品呢？实际上，尽管我们的戏剧类文化事业逐年有所进步，但是，长期以来，真正在中国有着更好的收视率的还是香港戏剧、影视产品，还是美国、欧洲传来的所谓“大片”。不相信的话可以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们搞个数据统计就可以知道了。听说最近几次举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把很大比重的奖项给了外国人，面对这种状况，我想，国内戏剧界同行们的心里一定不太好受吧？这应当也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动，实力有限，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啊！不过，我还是非常赞赏上海国际电影艺术节的评委们，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能够实事求是地以实际水平为依据，这是值得赞赏的。
那么，是不是中国的博士太多了呢？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这样的事情，上海戏剧学院2001级博士研究生总共是7个人，其中只有包括本人在内的两位于2004年准时地毕业了。要知道，中国目前只有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这两所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一年毕业2个博士，那么，我想，作为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大哥的中央戏剧学院一年的博士产量再高，也不会超过十个吧？！这么区区十几个戏剧博士毕业生，撒到全国去，一个省份都摊不到半个，然而，却没有单位要我，我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硬是在上海流浪失业了将近一年，几乎每天都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里落寞地流浪！几乎每天都在上海戏剧学院的食堂里勒紧肚皮吃着粗陋的饭菜……
那么，是不是我这个人的专业水平还有疑问呢？当初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由于遭受无耻的邪恶势力的迫害而无辜退学，我被迫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处于打官司的状态。也就是说，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三年攻博期间，有几乎一半的日子是不得不到处上访，不得不到处喊冤的，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搞学习呢？！所以，到我恢复学籍做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时候，已经是2003年的7月份了，这也就是说，距离上海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毕业论文交稿日期只有9个月了。而且，这其中还包含有一个暑假和一个寒假，在这些假期期间上海戏剧学院是不让住的，我不得不逃难似的搬到低矮的地下室里去搞毕业论文，倍受蚊虫叮咬，工作效率必然是要大打折扣。所以，我真正可以利用的写毕业论文的时间实际上卯足了劲也只有6个月。然而，我就是用这么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把本来在正常情况下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写出来了！本来只需要写出10万字毕业论文，我却写了大约20万字，算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吧？在毕业论文答辩期间，上海有关方面的专家几乎都参与了我的论文的审阅，答辩委员会一致给予了我“优”等成绩，因此，我的论文应当可以说是有一定的质量的吧？
其实，一想起答辩时候的情景，我至今还在暗自难过，因为听说不少研究生在答辩之后请答辩老师们吃了顿饭，而我呢，得到了个“优”等成绩居然都没有请客，真是过意不去啊！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我当时的口袋里面只有不到1000元的“存在主义”活命钱了，因为没有落实工作，我还必须支付即将要支付的昂贵的房租呢！
我并不差啊！单位为什么要招聘人呢？不就是要让他干工作做事情吗？我难道不能够工作？我难道没有能力把工作做得很出色吗？！
在中国，尽管戏剧、影视并不发达，但这里不需要博士；尽管戏剧博士很少，戏剧博士照样四处流浪、浪费青春；尽管你这个博士有着很强烈的为国效力的愿望，人们照样对你说：“不”！
现在，我又回想起入学不久听有关老师说过的那番话了：“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的毕业去向非常好！”此时此刻，我甚至于觉得那即使不是在故意说反话，也应当是在挖苦人，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是如此。
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中国戏剧要拒绝一位博士的深情厚意呢？！
上海戏剧学院要我退学的决定下达之后，我曾经求助过媒体，现在，我虽然艰难地完成了学业，毕业之后仍然是到到处流浪，我居然对于媒体仍然没有死心。一次次地求职失败，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上海戏剧学院到底在我的求职过程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脚色呢？对于这些问题，难道我们的媒体就没有办法给我找出哪怕是一星半点的答案吗？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拨通了《中国教育报》报社的电话，我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而是借用旁观者的名义跟这家中国教育界地位最高的报社的记者打起了交道，我请记者关注上海戏剧学院发生的事情。我说，上海戏剧学院有一个博士生，他毕业之后就是失业，现在已经失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而且，很可能是由某种邪恶势力设置关卡故意造成这位博士无法找到工作的。我记得接电话的那位记者是一位女士，她表示很感兴趣，她还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一位看不下去的旁观者。
之后，我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一但切都还是老样子。好像没有任何的变化……唉！我们的教育媒体到底喜欢关注一些什么样的大新闻大事件呢？对于一个毕业生来说，还有多少事情比毕业就是失业更大呢？何况，我还告诉过记者，学生的失业很可能是邪恶势力施展魔法的结果……
我确实是太渺小了，我一个博士的遭遇都无法引起《中国教育报》的注意，何况那些千百万的大学生，何况那些数以亿万计的中小学生呢？
在我所联系过的外地（我想，我在考进上海戏剧学院之前已经入户上海，所以，上海高校对于我来说应当算是本地高校，其它都算是外地，即便是我的家乡安徽省的高校，也应算是外地高校）高校中，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似乎值得特别一提，因为她似乎准备接受我。
由于长期没有工作，我的导师宋光祖教授也在为我着急，正巧，大约到了2005年的岁末年初，宋光祖老师有一位熟人从湖南来上海看他，来人好像是姓马，是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的老师。于是，宋光祖老师就通过他把我介绍给了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湖南大众传媒学院虽然只是一所专科院校，但是，由于它有影视艺术专业，与我的专业很接近，而且，我本人也很希望向影视艺术方向靠拢，所以，我还是很愿意去的。宋光祖老师做事情一向比较稳健，在推荐我应聘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之前，我相信他老人家一定与有关方面都协调过了，想必，这些“有关的方面”应当包括希望我继续流浪的方面，也应当包括希望我留在上海戏剧类院校的方面。于是，在我的导师的推荐下，我带着比较大的希望，只身前往湖南应聘。
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以前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过，也跟宋光祖老师很熟悉。他是亲自出马到长沙火车站来迎接我的！
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不仅有一个影视艺术系，而且，这所学校当时给具有博士学位的应聘者开出的待遇清单也很有吸引力，他们许诺给被招聘的博士学位拥有者一套150平方米的新建住房，还有8万元安家费等。有了比较好的待遇，这当然有利于专业研究。所以，我差不多一到长沙就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签合同那就马上签吧。
我记得我是带着就业协议书前往长沙的，可见我去长沙之前就已经比较明确，我是打算进这所学校的。不过，就业协议签订之后，我发现，协议上没有注明他们准备让我在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工作多少年。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问题，他们给出的150平方米住房和8万元安家费的前提是必须在这所学校工作8年，而如果不在协议上明确写上合同年限的话，那么，这应当就意味着这所学校可以随时要我走人，那不仅待遇没有保障，连饭碗都没有保障。虽然我也知道，我的导师甚至于上海戏剧学院其他老师与这所学校的有关领导、老师关系比较好，但是，我这个人更加相信法律。而且，在我身上已经发生了的许多事情都已经证明了，不少老师事先都是非常关心我并且乐意帮助我的，但是，到了后来大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有的甚至于走向了反面。所以，我担心，假如工作了一年半载或者三年四年之后，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突然由于某种我无法知道的原因脸色一变，找个什么理由要我滚蛋，我不仅应得的待遇得不到，还得拖着坛坛罐罐的家当到处搬家，那种景象我实在不想再看到了，我搬家换地方的次数已经够多的了，想一想都觉得烦心。何况，在一次聊天之中，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告诉我说，他将努力争取让我进入他的影视艺术系而不是让我进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的学报编辑部。他的话语使得我感到，我即便是来到了这所学校，我也是很难从事我的专业的，尤其是难以让我接触到我最渴望接触的戏剧、影视艺术的实践。显然，即使是把我从上海赶到了湖南，某些人仍然不放心，担心我在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有机会从事他们最不希望我从事的专业，尤其是艺术实践方面。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按照一般的程序，毕业生应当先签订就业协议书，然后再拿着就业协议书到母校领取正式的就业合同去用人单位签署。我回到上海之后，越想越觉得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不在就业协议上写明工作年限的做法可能对我不利。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也许有人设计这样的做法是出于好心，例如希望我在条件一旦成熟的情况下回到上海，到更加有利于我的专业和学术发展的单位，如果我的这种考虑没错的话，我应当感谢他们的好心。不过，他们也应当知道，事情的发展进程是很难把握的，如果他们能够把握得很好的话，我也不至于在博士毕业之后长期流浪了。所以，我不放心，尤其是担心这种好心很可能受到坏人的利用，那样的话，我不仅无法顺利地返回上海，我还有可能一夜之间再一次地变成了失业者。请朋友们帮我想想，别的不说，就拿专业发展来说吧，某些人很显然地不希望我专业上获得成功，倘若我在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把自己的专业搞得如火如荼，甚至于写出并上演了自己的剧本，那些躲藏在黑暗处的千年老猫精不会难过得死去活来吗？他能让我这么开心吗？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有关人士对我的态度挺好，但我很清楚，那些后来折磨过我的人也大都是我的上级和老师，他们先前与我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啊！
虽然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似乎答应接受，但没有答应签订正式的用人合同，所以，我也只能视之一种对于我的求职的情况特殊的拒绝吧！
由于在这个时候，我偶然遇到了合肥学院来上海招聘人员的老师，他们也比较明确地表示想要人并签订正式合同，我想，我还是与能够与我签订正规协议的单位联系吧。我也知道在合肥学院没有我的专业，但是，我当时已经被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之网给完全地捕获了，我十分渴望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尽管我也知道，即便是签订了规范的合同，某些当权者仍然完全有可能把我的工作搞掉，但是，也许几乎是出于对于正规合同比较信任的本能，我还是选择合肥学院。
为了有一份确定的工作，我居然放弃了梦寐以求的有着我的专业的学校，实际上，一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很圆满地回答我自己：我这样做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也许当时的这种考虑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那就是，我虽然难以把握住自己一直渴望把握住的命运，但是，我还是渴望在合同条文上明确下来，使得用人单位不至于有法律上的冠冕理由随时可以解雇我，我应当争取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合同。进，要正儿八经地进；出，也要正儿八经地出，将来假如有了更加适合我的专业发展的机会，我还可以争取有关方面的同情和支持。这实际上还是长期流浪在我心中形成的“存在主义”至上原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实在不原意再失业流浪了。
当然，当时决定来合肥学院的考虑还有，合肥毕竟是我的家乡，一旦发生什么异常的事情，我似乎还有些回旋的余地。何况，我当时也已经知道，我的母校合肥师范学校已经并入了合肥学院，那么，母校的老师们应当是希望他们过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在专业上有所作为吧！？所以，我当时有着这样的希望：在合肥学院工作一两年，做出一些成绩向母校以及母校的恩师们汇报，然后再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很显然，在二三十年之内，合肥学院都不可能创办出戏剧专业来的。我想，假如中国的某所院校或者某家剧团决定招聘我，母校应当会很高兴的，母校的某些老师是应当渴望着自己的学生拥有一个更加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的。
关于应聘合肥学院以及在合肥学院的经历，我后面还会有详细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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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8:07 p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4:15 am 17761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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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 母校应有恩师怜 爱莫能助成一叹
搬到上海戏剧学院附近以后，我常常去上海戏剧学院食堂吃饭，所以也就经常能够看见母校的老师们。
当时，我经济上非常困窘，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第一学年的辅导员张璟老师非常关心我的处境，她问我：“你的户口、档案在哪里？”我告诉她都在戏剧学院挂靠着，她于是要我去我的户口和档案所在地寻求就业帮助。
张老师的意思是不是要我找戏剧学院把我留下来？开始的时候我不敢多想这个问题，我有些执拗地把张老师的意思理解为寻求户籍所在的街道的帮助。以前，从水产大学出来之后我也曾经寻求过类似的帮助但不成功，也许他们认为我是自己自愿辞职，所以不肯帮助，不过，现在，我的身份是一名毕业之后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情况应当会有所不同了吧？
挂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生户口理应属于静安区的某个街道。上海戏剧学院所属的那个街道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也许就叫做“静安寺街道”吧，不过，那个街道服务中心所处的位置我还是记得很牢固的，因为它的旁边不远处就是老上海的藏龙卧虎之地——“百乐门”，那可是经常出现在电视连续剧中的地方。
开始的时候，街道服务中心的人很同情我，当我介绍了我的情况之后，他们是答应帮助我的。我告诉接待我的一位女士说：“我只需要能够暂时糊口，把我的住宿和吃饭的费用解决了就行了。”我记得她还问过我愿不愿意做临时工，例如做地铁或者某单位的保安，我说都可以。我并且告诉她说，虽然不准备一辈子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我愿意半年或者一年签订一次合同。这也就是说，即使我联系到了更加合适的单位，我也不会马上走人以至于影响了正在做的工作的，做人做事要先替别人着想啊！但是，过了几天，当我满怀着希望再去探听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那位女士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她的话语虽然绕来绕去，但意思还是明确的，那就是说我的身份竟然是一个博士，而且，也正因为我是一个博士，所以，保安之类的工作就不怎么合适我了。那什么工作才合适呢？对于这个问题却没有下文了。看来，她一定又去咨询了与我有关的什么单位的什么人了，其结果就是我不仅无法找到与我的专业相关的工作，我连个饭碗也没有找到。
我记得，我把求助户籍、档案所在街道的结果告诉了张璟老师，张老师听了之后，依然还是要我寻求户口、档案所在地的帮助。这一回，我想，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处是我的户口和档案最直接的挂靠地，她一再要我去找的地方，也许就是戏剧学院的学生处。
我于是前往学生处，学生处有关负责人对待我的失业总是笑嘻嘻地说要提供帮助，但是，却并没有见到什么实际的效果，所以我是去了一趟不成，张璟老师就鼓励我再去，再去！……
我还记得有一次学生处的人说，户口和档案实际上不在他们那里，而是在研究生部。这一下我就更加犯难了，因为，如果让我到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部寻求帮助的话，那种感觉简直就像吃苦药一样难，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哪怕只在研究生部的门口站立一分钟。但是，张璟老师的热心建议我又不好不听，所以，我也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了研究生部。当然，也还是一趟不成，张璟老师就鼓励我再去，再去，再去！可惜，我记得当时的研究生辅导员赵骥不仅没有说过任何要帮助我的话，他的话反而说得我更加沮丧：“……两年之内找不到工作，我们将把你的户口和档案打回原籍……”
张璟老师当时已经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人事处副处长了，我也因此忽然想到，她不断地鼓励我找学生处和研究生部，这也许是她想要我给上海戏剧学院写份求职信吧！？我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张璟老师确实是希望我能够留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这个问题虽然她一直没有明确地提出，但是，我确实觉得她很关心我的困境，很希望帮助我。不过，由于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期间出了那么多怪事情，我对于留在上海戏剧学院早已不敢抱有希望，所以，虽然我当时几乎给中国所有的与我的专业有关的单位写了求职信，但印象之中，我似乎唯独没有给上海戏剧学院写过。现在，张璟老师一再要我去上海戏剧学院负责管理我的户口和档案的部门寻求帮助，这有没有要我在母校求职的意图呢？要知道，当时让我开这个口也是很难为情的，但是，我想，如果张璟老师确实有这样的意图，我也不能辜负她几年以来对于我的关心和期望，我至少应当向这所戏剧院校提出我的求职申请，而这所学校的决策者们是否同意，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于是，我拿着求职信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人事处，但是，有关人员却告诉我，说他们要的是拥有副教授职称的人，而我没有这个职称。也许是我的感觉有所失误，对张璟老师的帮助产生了某种误解，不过，即便如此，我仍然相信张璟老师是希望帮助我的，是希望我能够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的。
确实，不少老师希望帮助我，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办法，也许是他们并不知道邪恶势力是有一定的力量的。
其实，不仅是张璟老师，甚至于当时上海戏剧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张仲年也帮不了我。在寻求应聘上海戏剧学院碰壁之后，有一次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里遇见他，当问到我的困窘的境况的时候他也表示很同情，他还说：“总不能不给个吃饭的饭碗吧！”于是，他介绍我去找刚刚合并到上海戏剧学院的戏曲舞蹈分院的一位李姓处长，看看他能不能给我安排个临时工作什么的，暂时解决一下温饱问题。
戏曲舞蹈分院的李处长应当也是一位分管教务的领导，我告诉他，只要能够糊口，我什么活都愿意干，我愿意参加教学工作，而如果贵院对我的教学能力不信任的话，我甚至于愿意做他们的清洁工。首先要能够“存在”，然后才有可能发展，这是我从上海水产大学出来之后第二次深刻领略到法国大哲学家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精髓。然而，我的要求是如此之低，同时还有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的推荐，但我仍然没有能够得到哪怕是一份临时性的工作。
我记得我在极其困顿之中，曾经把一线希望寄托在进入上海的区级文化馆上，我几乎是同时向静安区文化馆和宝山区文化馆提出了求职申请。
静安区文化馆完全是我自己找上门的，我记得，他们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好像姓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面谈和交流，他们是倾向于要我的，不过，听说他们把招聘我的请求向他们的上级汇报之时，上海文化系统招聘人才的统一考试时间已经结束了，我错过了这种考试。那么，静安区文化馆的王馆长以及其他几位负责人为什么仍然要提交用人的申请呢？很显然，他们是不会不知道他们的统一考试已经结束了的，他们显然确实希望招聘我，我记得王馆长曾经跟我说：“或许博士不必经过那样的考试。”然而，最终的结果还是同样的，我被他们的上级机关给否决了。
我记得最后一次跟王馆长联络的时候，她带着遗憾的神情把那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告诉了我之后，她似乎还不怎么甘心似地说：“你等半年再来应聘如何？那时你就可以参加下一次的统一考试了。”唉！我当时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区级文化馆已经是很大众化的文化单位了，从某一种角度来看，一个博士去这样的单位，多少是有些大材小用。不过，我个人是希望在这样的单位干出一番事业的，我并不嫌弃工作层面的通俗性，我需要有一个基本性的文化平台，我要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的求职申请是经过认真考虑的。现在，我的这种要求并不高的求职申请依然被拒绝了，这说明他们的决策者就是不想要人。既然他们不想要人，等待半年之后，他们仍然可以找到其它的理由来拒绝你。静安区文化馆领导的领导们为什么要拒绝我，
我知道得并不多，但也许，我在宝山区文化馆求职时候的遭遇可以提供一些参照。
宝山区文化馆是我的一位亲戚帮我推荐的，我的一位远房表姐在宝山区工作，她好像认识宝山区文化局的领导，而且，她觉得我完全符合应聘条件。宝山区文化馆的一位负责招聘的人士好像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他也告诉我说，上级要他招聘一位“名校毕业的高学历的毕业生”，说我完全符合他们的条件。他甚至于都跟我谈到了每月4万元年薪的问题了。然而，我不仅符合他们的条件，还有亲戚的推荐，但最终仍然被拒之门外。
我记得当时宝山区沪剧院的院长也参加了面试，他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算是我的校友了，上海戏剧学院令人尊敬的陆军教授好像跟他的关系很好，而且，当着我表姐的面，他要我向陆军教授学习。我当然应当学习陆军教授，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尝试着剧本创作，而陆军教授是职业剧作家，很有名气，我早就准备向他讨教了。但是，那位沪剧院的院长要我学习的却不是剧本创作，那是什么呢？于是，在我疑惑的目光中，他向我讲述了一番陆军教授的从艺经历，说陆军教授以前是在一个区县的文化部门工作，经过了种种曲折，他最后才一步一步地跨进了伟大而著名的上海戏剧学院，成为上海戏剧学院剧本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顶梁柱之一的。我想，这话说得对啊，我如果进入了宝山区文化馆，这不是和当年的陆军教授差不多了吗？这不就等于是在踩着陆军教授走过的脚印前进吗？多么好的事情啊！可是，在旁人看来，那位沪剧院院长的话本来应当包含有准备接收我的意思，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拒绝。那么，我的那位校友沪剧院长到底要我向陆军教授学习什么呢？他到底要我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我当时真的是觉得，也许只有老天才知道他要我向陆军教授学习什么！
不过，今天，我把我应聘上海区级文化馆的遭遇与张仲年副院长、张璟老师的帮助结合起来看，觉得其中似乎有些玄机：也许上海戏剧学院确实有人希望我留在上海戏剧学院，而且希望我留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人还不仅仅只是张仲年副院长和张璟老师；也许这希望我留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人还不仅仅只是希望我留在上海戏剧学院，而是希望我只能留在上海戏剧学院。可惜，他们似乎都只能是爱莫能助。
假如我的感觉是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要感谢那些对我有所“希望”的人；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我又非常反感这种事实上不可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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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8:06 p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4:15 am 17745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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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Ҫ質ǮԪʿԴѹ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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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8:05 p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4:15 am 17733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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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 不甘沉沦谋创编 避居松江未省钱
像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之前一样，在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之后，我又一次地在上海街头流浪了起来。一次次地求职，一次次地失望，满怀着为祖国的戏剧文化事业做贡献的热情，却只能一次次地踟蹰在上海街头。面对着如此困顿的局面，我虽仍然愚昧如同书呆子，但掐指一算，此时也似隐似现地预测到，如果某某人没有觉得自己再一次地“快活死了”的话，我再怎么拼命，找到工作的可能也几乎是等于零。
无奈之余，也许是为了消磨掉本来应当倍加珍惜的时间，我开始出入网吧。我也知道，上网吧的消费并不是失业之中的我可以长期承受的，因为即使是比较便宜的网吧，费用一般也要在每小时两三元左右，如果一天上它四五个小时的话，那就是10块钱，这就超过了我一天的伙食费了。为了省钱，我更换了好几个网吧。最后，在一位热情好客的邻居的指点下，我找到了与我的暂住地相隔几条街的一家网吧，他们的价格好像是上午每个小时1元钱，下午每小时2元，总之是相对地便宜一些。
在那段沉迷于网络的期间，我浏览了大量的网络电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收获吧。例如，我以前没有想到的是，社会上对于“恐怖片”的欣赏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网吧文化体系里面的“恐怖片”已然成为了一大热门种类。
然而，几乎每一次晚上从网吧回来，我心里都有着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有着一种深深地不安，我这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啊！这些大好的时光，本来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都应当像珍惜黄金一般地珍惜的，但是现在，我却觉得这美好的时光只是一种累赘，我不得不像扔垃圾一般地把它们扔在网吧里！假如永远找不到工作，那么，我是不是要永远泡在网吧里面呢？不，我不能就这么干等着，我必须抢回我失去了的时间，我必须做点什么。
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不适合搞学术研究，因为学术研究需要心静，而且还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我在那种经济上极端拮据而且心情又经常不好的情况下，当然不大适合写论文，所以，我开始酝酿着编写剧本，开始酝酿着搞创作。确实，创作剧本，这是在当时的生存环境下的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它比较容易操作。我知道，哪怕是似乎“悠闲”地走在马路上，哪怕是似乎“无聊”地躺在床铺上，我都可以进行我的创作构思，不需要翻箱倒柜地查什么资料。何况，网吧里面观看的影片也将会因此而具有了某种价值，至少，它们能够启发我的某些想象，可以启发我的艺术构思，因此，我的已成被当成了废品的时间也就有了“废品再利用”的可能！
剧本创编计划开始的时候，我心里颇有些忐忑不安，构思了大约两三个月也没有敢动笔。直到2004年10月份我的第一个剧本《腥红的嘴唇》初稿问世，我的心里面才算是有了底。看来，戏剧剧本的创作并不是什么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就为着这第一部剧本，我还应当感谢新闸路上的那个暗淡的亭子间呢！这主要是因为，不管怎么说，不管它多么地“凄清”、“凄惨”，毕竟，它是我第一个剧本诞生时的摇篮！
由于长期找不到工作，我开始对自己接受了月租金450元的房子深感后悔，所以，我筹划着寻找更加低廉的出租屋。一开始的时候，我骑着破得不能再破的自行车四处瞎撞，希望凭借自己的运气寻“撞”到更便宜的出租屋，为的是能够省去中介费，但这却并不成功，高价房子很容易打听到，低价房子却是踏破铁鞋也难寻觅。
正在这个时候，我以前上海水产大学的同事孙伟跟我取得了联系，记得好像就是询问一下可不可暂时在他那里住上一阵子，他当时居住在上海水产大学的教师集体公寓，也许他的房间里还有空着的床铺。很显然，暂住他那里是可能的，但他介绍我到郊区居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就是上海松江区的九里亭镇的某个区域，他说那里房子很便宜。他还说，他有个跟他关系很好的上海水产大学的毕业生在那一带工作，那个毕业生与他的姐姐在那里合开了一个饭店，说我还可以去帮帮忙赚点生活费。
我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本来准备先过去看看再说的，但后来没有先去查看，就直接地从新闸路上的亭子间搬过去了，可能是有一种饥不择食的感觉吧？我记得当时几乎是随便地叫上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那位同事给我留下的地址而去。那个地址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总之距离市中心区域相当远，我记得出租车的单程费用就花去了八九十元，这是我有生以来在一次打的中所花去的最高费用。
到达那里一看，原来是一个相对孤立的新开发的袖珍城镇，周围则是大片大片的旷野。那位上海水产大学的毕业生和他的姐姐开的饭店也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比较像样子的那种，而是一个以招待过路的贩夫村民为主的小饭店，说白了，可能稍微比流动性的饮食摊子要好那么一些。
我还记得，当我从出租车上下来并且把破衣服烂被子随便丢在马路上的时候，我仍然没有看见那位上海水产大学的毕业生，也没有找到他的店铺。因为我已经在出租车上转了几个圈了，还没有找到地点，所以只好就这么下车，否则出租车子的汽油可不是白消耗的。我眼见着出租车司机收了我的车费之后转动方向盘扬长而去，而我焦急等待的人还没有联系上，所以，当时我已经觉得有些绝望了，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旧的落脚点已经没有了，新的落脚点还没有找到，我已经开始打起把破烂行李扔掉再折回到市区住地下室旅馆的算盘了，因为我觉得，即使是在这里找到便宜的住房也是非常麻烦的，因为我要找的工作不大可能就在这里或者附近，何况，哪怕是从这里去一趟人才市场，那也是要转不少次的公交车的，也是要花费不少的路费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位上海水产大学的毕业生却来了，我想既然我这样兴师动众地来了，还是先住下吧！他陪伴我一道找到了一间房子，一个月200元。房子当然还算过得去，在市区同样的房子大约需要800元。
不过，正如我考虑过的一样，尽管这里房租低廉，然而却不适合我，因为我必须找工作，必须到处跑，节省了房钱，浪费了车钱，结果还是得不偿失。所以，我记得我仅仅是在那里居住了十几天就不得不搬回市区了。虽然只居住了半个月不到，但是，根据事先的约定，那已经交出的一个月的房钱当然是要不回来了，也不好意思再向房东要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原上海水产大学的同事会给我出了个那么样的主意，因为那主意实在是有些馊，实际上等于把我往水坑里面推了一把。我后来想，也许我的那位同事不是特意要介绍我去松江九里亭那个茅草棚似的“饭店”打工的，只是随口说说而已，结果我居然信以为真了。不过，他理应是知道我的极端困难的状况的，我记得好像是在摆地摊子期间，他还很慷慨地借了我500元钱，这慷慨我在以前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都不曾预料到。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期间，他又借了我一百元钱，这一切都使得我对他很是感激。我有时候甚至于觉得他可能是带着上海水产大学某某领导的任务在跟我交往的。我正准备有了工作之后把钱还给他，不仅要尽快地还他，还要好好地请他酒店里面“切磋”一顿，没有想到他的一句话却让我兵败松江，在松江九里亭栽了个不大不小的跟头，直接的经济损失就已经超过了从他那里得到的借款！
说真的，当我退掉九里亭的出租房拖着破破烂烂的行李返回市区的时候，我真的想到，“这也许是上海水产大学对于我的最后的一击了”，但现在又觉得，谁能说得那么准呢？
我是通过一家房产出租中介找到新的住处的，新住处位于静安区的镇宁路上，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上海戏剧学院，所以，至少去食堂就餐比较方便了。
正如我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样，想找低价房子，很难，往往不得不找中介帮忙。记得那天我本来是去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处办理什么事情，其间路过镇宁路，也就顺路打听了一下有没有便宜的出租房。在镇宁路上的一家房产中介门前，我不大有信心地踟蹰了一小会，但最终还是走进去了，一问，居然还真的有一处月租350的出租房。房子就在不远处，我过去一看，原来那其实并不能够叫做房子，实际上是临时搭建的棚子，进出都十分地不方便。但是，我想我几乎不大可能找到更加便宜的房子了，尤其是在上海最繁华的静安寺附近，所以，我也没有敢怎么跟他们砍价，中介最初的要价是500，我砍到350就不敢再砍了，就立刻答应了下来。这样，我就从松江九里亭搬回了市区。
住进去以后我发现，棚子里的墙壁是一层薄薄的水泥板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壁上写东西的时候都不大敢用力朝后仰，生怕把墙壁给靠倒了。里面的空调器就架在这样薄的墙壁上，但记不得当时它是坏了还是由于我压根儿就没有打算使用它，我一直没有使用那个空调器。而且，那台空调器向墙壁外侧严重地倾斜，以至于墙壁处露出了一道狭长的缝隙，不仅冬天的风可以灌进来，有的时候甚至于房子外面的雨水都可以飘落进来。
我在这样的一间“房子”里渡过了半年左右的时光，但我觉得我非常地应当牢记我的这间租来的“房子”，这是因为，在这间房子里面，我陆续地写出了我的第二个剧本《情敌》、第三个剧本《荒山冷月》、第四个剧本《未来号列车》和第五个剧本《熟识的陌生人》以及一部短剧《突击检查》。
我没有在失业的困境中把时间完全白白地浪费掉，此一点乃是我所感受到的最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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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Ҫ質ǮԪʿԴѹ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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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8:04 p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4:15 am 17820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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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 陋室初在新闸路 求职征途多迷雾
以前就曾经听说，毕业典礼一结束，也就是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一拿到手，学生就算是已经毕业了，就已经不是学校的人了。果如其然，上海戏剧学院2004届学生毕业典礼刚刚结束，学校就张罗着要毕业生尽快地离开学校了。
由于我领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书之后仍然没有落实工作，没有地方去，而学校的公寓又不让住了，所以，我只好到外面临时租房子住。在即将毕业之时我已经通过房产中介联系到了新住所，新住所是静安区新闸路上的一处亭子间小屋，距离上海戏剧学院大约20分钟的自行车车程，每月的房租是450元。刚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我还是要经常去这所学院办事的，尤其是我的户口、档案都还挂靠在这所学校里，所以，距离近一些是有好处的。
对于没有落实工作的我来说，每个月450元的房租肯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可以说，这是我当时生活中最大的一笔开销了，不过，因为觉得自己已经毕业了，根据“毕业分配去向非常好”的说法，我应当能够比较快地找到工作的，所以，我还是接受了这样的房租。说白了，要想找到更便宜的住房也非常困难，每月450元租金的出租房也只是个亭子间，那么，再便宜一些的房子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一想便知。在几位同学的帮助下，我搬到了那个亭子间，从此开始了艰难的待业和求职之旅。
居住环境真的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心境，难怪许多人都愿意把自己的住房装修得光亮宜人，这大概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光亮宜人的住所能够使得自己的心境也“光亮”起来。可是，我那新闸路上的小屋却是非常地幽暗，室内四周是灰糊糊的一大片。仔细端详才可以发现，墙壁上的某几块角落里有一些灰暗的花纹壁纸的遗痕，据此我可以推断，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想必曾经是四壁生辉的新房，但现在，这一切就只具有考古学上的意义了，因为如果不仔细看，那些壁纸上的花纹，你会很容易地把它们当作灰尘。
房屋的主人似乎不肯花钱购买大一些的日光灯，只是在破损得几乎无法关上的窗口顶端安了一盏小日光灯，长度略微比学生用的直尺长一些。我当然更不会花钱来装饰这个我本来就不打算长住的亭子间的。其实，如果房东安的不是日光灯而是白炽灯，那样可能还好一些，因为白炽灯发出的光虽然暗淡，但光线比较暖和、柔和，这与幽暗的小屋子里的氛围还算是协调的。而日光灯的情况则不同了，它虽然多多少少比白炽灯亮一些，但在那间暗淡的小屋子里，它实际上使得室内显得加倍地凄清。在由灰暗的墙壁所构成的空间里，那从细小的灯管里发出来的柔弱的光，它给我的感觉甚至于已经不能用“凄清”二字来描述了，那本应是一种“凄惨”的感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心境也越来越像我那灰暗而沉闷的小屋一样了，因为我发现就业的路上困难重重，而且有的时候那些困难还十分地令人费解。有时候，我无聊地躺在有些像垃圾堆似的以至于我几乎都不情愿轻易挪动一下身体的床上，我几乎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到底是我的暗淡的小屋暗淡了我的心情，还是我的暗淡的心情使得我的小屋更加暗淡凄惨。
我能够看得出来，那位曾经主持正义并且使我的学业得以恢复的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她的心底里是希望我留校的。不过，她有力气让我恢复学业，但到了我毕业求职的时候，情况显然是变化了。阻力可能来自各个方面，甚至于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内心里希望我留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的我的恩师们那里。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你想想，我被恢复了学业，那些在我遭遇退学风波的时候“都快活死了”的阴险小人现在还能开心吗？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没有把你的学籍搞掉，毕业求职的时候再让你难受！
记得在毕业论文刚刚完成之后，我跟上海文化部门的一家“集团军”似的机构——上海文广集团人事处联系过，听了我在电话里的自我介绍之后，有一位负责人要我到网上查看，好像是有任由我选择他们的下属部门的意思。我马上征询了我的一位患难中所遇到的恩人老师的意见，但她立即告诉说：“好单位多着呢……”我还觉得，我的导师宋光祖教授曾经有推荐我去上海京剧院的意思，当我也为此事而咨询我的那一位患难中所遇到的恩人的意见的时候，她仍然说：好单位多的是。于是，我就知道，她或许还是更希望我在戏剧学院工作，可是，问题是，它戏剧学院如果真肯要人的话，那还用等到我毕业之后吗？！
在2004年毕业之后的那个暑假里，虽然没有落实工作，但我还不是非常着急。因为我想，我已经又被整得两三个月没有工作了，那帮邪恶的魔鬼应该满足了吧！希望我找到工作的人应当可以有所行动了吧！我于是再一次咨询了一下我的那位患难中遇到的恩人，以为她现在可以支持我放开手脚找工作了，没有想到她竟然说出：“不就才待业两三个月吗！”
既然上海戏剧学院那么绝情，曾经一度让我学业无法进行下去，那么，我又何必要在那么一棵树上吊死呢？那是一棵虽然颇有可爱之处但又有些莫名其妙甚至于有时候还很可怕的大树啊！
我的导师宋光祖此刻也比较着急，他准备把我推荐到上海艺术研究所。总的来看，导师在我求职的过程中虽然从未提起过上海戏剧学院，但是，他应当是希望我能够在上海工作的。我的极度糟糕的经济状况也在不断地催促，催促我要尽快地找到工作，甚至于，即便是中小学都可以考虑，所以，应聘上海艺术研究所一事我就没有敢再咨询其他人了。
在上海艺术研究所里，有好几位前辈都是我的导师宋光祖教授的同学或者朋友，其中的高义龙研究员是我的毕业论文的评阅人，而沈鸿鑫研究员则是我的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所以，他们应当是比较了解我的，情况应当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即便是高义龙等老师极力地推荐，我还是没有能够被接受。
记得在上海艺术研究所的招聘面试会上，有那么一个人就直接地问我：“假如有人让你去艺术院校教书你会怎么选择呢？”直觉告诉我，虽然表面上那人的话语中似乎让人觉得还有什么艺术学院可能对我感兴趣，但实质上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这显然只是他们最终拒绝我的一个借口。看看后来发生的事实也就知道了，一直到数年之后的现在也没有哪一家艺术院校的人请我去教书。所以，在上海艺术研究所招聘会上的那位先生的话语里面，显然有一些我至今都无法弄清楚的隐情。
我记得，当时他们还提出了另一个拒绝我的理由，说我去参加面试的时候没有带上自己的简历和资料，其实，在开那次面试之前，我已经把一套很详细的资料特地送交给他们了，我以为他们都已经看过了，可惜，很显然，他们实际上没有看。要知道，失业状况下的我，要整出一套详细的资料也是颇不容易的，这样的投资我也是不能不节约的。
反正不管什么内情，结果都是一样，我不仅去不了与我的所学相关的艺术单位，甚至连吃饭的饭碗都没有找到。
记得在新闸路上的那个亭子间暂住期间，我还曾经跟北京电影学院人事处的李国才联系过，他很明确地说，他们北京电影学院需要人，当时好像是说，他们需要一个能够带着表演系或者导演系的学生排演世界话剧名著的人。我当时真是太兴奋了，因为，这正是我非常渴望做的工作啊！我想，电影学院的学生虽然学的是电影，但是，他们应当拥有一定的话剧基础，如果我能够带着学生们排演话剧名著，这不仅有助于我把自己对于世界名著的独特理解传授给学生，也有利于自己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对戏剧艺术进行全方位认识，此所谓教学相长嘛！
我想，我不仅学习过音乐、文学、戏剧，我也还有一定的美术基础，所以，应当是很适合这样的工作的。所以，按照李国才的要求，我以最快的速度把我的求职材料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北京电影学院。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当我再一次地通过电话咨询他的时候，他却告诉我说：“恐怕不行了！”他告诉我的具体原因我不太记得了，不过，他向我说“拜拜”的最后几句话却十分地令人困惑。他的话是这么说的：“中国不就那么几所戏剧学院吗？中国不就那么几位戏剧戏曲学博士生导师吗？每年不就那么几个戏剧博士毕业生吗？谁不知道谁呀！？”我于是也就知道，北京电影学院之所以不接纳我，这里面显然还有些非同寻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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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Ҫ質ǮԪʿԴѹ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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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8:04 p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4:15 am 17863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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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 上戏本是芳菲丛 一剪寒梅傲雪中
我记得比较清楚，2002年前后，也就是在上海戏剧学院期间，我的嗓音质量有了一次很大的滑坡。当时我已经三十五六岁了，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塌中”现象吧！但后来我查阅了一下字典，却发现“塌中”一词指的是一种失音现象，“塌中”者将完全不能歌唱，而我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虽然我的嗓音质量有滑坡的感觉，但绝没有到达失声的地步，所以，我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半塌中”呢？
此后，我的嗓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总体情况显然无法与从前相比了。我曾经告诉过我的一些朋友说，我三十五六岁以后的嗓音条件只有我二十岁以前的五分之一，甚至于连这个标准都达不到，这不是没有根据的。你想想看，我的“女声”早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毁掉了，这不算是已经损失了二分之一吗？现在又来了它个“半塌中”，这不等于又损失了一大半吗？
虽然我的嗓音在损坏，虽然现在只拥有一副已经是“半塌中”了的“破锣嗓”，虽然觉得青春时代的梦想离我越来越远，但我依然没有忘记我的生命之友——歌唱。
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很小，夹在华山路和延安路之间，华山路在南，延安路朝北，南北之间大约只有三百米左右吧，东西距离估计步行起来也只有一两分钟的路程。实际上，上海的许多中学的校园子在规模上都比它要大一些。由于校园比较小，算是袖珍型，所以，我这里概述一下它的全貌就比较方便一些。
上海戏剧学院在延安路和华山路上各有一个大门，在这两个大门中，虽然面对延安路的大门实际上要豪华气派得多，但是，在我印象之中，这所学校的招生简章等正式公文上面似乎把华山路上的那个门作为这所学校的校址，即“华山路630”，可见，也许正门就是华山路上的那一个吧？或许，华山路上的那个门曾经是正门，现在则由于后门一代的跨越式发展而相形见绌了？真是有些遗憾，在上海戏剧学院研究戏剧三年，我竟然还没有搞清楚它的正门朝哪！不过，我实际上一直是把延安路上的大门当做正门的，我相信上海戏剧学院其他的学生也是这样的。因为延安路很繁华，是上海市区的一条主要干道，与著名的南京路、北京路名气不相上下，在这条路的上空树立起高架路之后，周围一带更是显得具有“国际大都市”所应当具有的那种派头，平日里可谓是车水马龙。华山路虽然只有一街之隔，但却相对地来说要“幽静”许多，尤其是在晚上。
在延安路大门和华山路大门之间有一条并不能算是很直的路，这也算是上海戏剧学院校园里的主干道了吧？！我就是以这条主干道把这座学校劈成不太规则的东、西两半个的。我先来说说东半边。
刚刚进入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我并没有看见校园里有什么新的建筑，除了一幢二十层左右的学生公寓之外。幸运的是，我刚刚入学就住进了这座刚刚竣工的学生公寓。我是2001年10月初报到的，一般情况下应当是在9月初就报到的，我想，我们的入学报到时间之所以被推迟了个把月，这可能就是因为这座公寓到10月初才完工的缘故。我们的这座新建的学生公寓就位于学院朝东的半边，而且紧挨着延安路。我至今还记得那高高地镶嵌在楼层顶端的“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公寓”的招牌在冬日太阳的寒光下面闪烁着银色光辉的样子。如果没有延安路斜对面的美丽园大酒店比着，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公寓一定在那一段街区里会更加耀眼。对了，我想起来了，上海戏剧学院学会公寓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尚熙大厦”，这可能是模仿上海音乐学院的做法，我知道上海音乐学院有一幢位于复兴路的教师住宅就叫做“上音大厦”或者“上音公寓”之类的。“尚熙大厦”这个创意也还算是不错的，听起来会让人以为是“上戏大厦”，但又回避了直接称呼“上戏大厦”的那种俗套。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公寓旁边与学生公寓平行的一幢楼原本好像是学生宿舍，学生公寓建成后，那幢五六层高的楼就被改建成教师办公楼，似乎教授级别的老师的办公室大都在里面，不过，令我恐怖且厌恶的研究生部也在这幢楼里面，所以我没有特别的需要是不乐意进去的。
学生公寓往南是学校的神经中枢，是平行的两幢二层的行政办公楼。听说这是解放前的建筑了，还听说原本是上海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房子，不知道后来怎么转来转去变成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校产了。我刚刚入校的时候觉得行政楼的楼房也很陈旧，不过，虽然陈旧，其雅韵犹在，而且，也许正是因为它的那种陈旧才使得它显示出某种独特的雅韵的。这两幢行政办公楼后来经过了装修粉饰，说老实话，虽然那种因为陈旧而产生的雅韵减少了，但是，它也因为装修而增添了一些新鲜的现代气息的雅韵。说句心里话，我对这两幢优雅的行政楼是颇有好感的，尤其是靠西的那一幢，很可能上海戏剧学院就是在这里确定了对于我的录取的。我复试结束后，在等待复试结果的过程中，虽然隐隐约约地似乎听说录取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依然心里是七上八下的。我记得好像是在复试结束以后，上海戏剧学院又召集我在靠西的那幢行政楼上开了一次会议，之后我才领到了录取通知书的。这一次会议可了不得，学院当时的重量级领导例如荣光润、张仲年等以及研究生部的领导和有关导师几乎都来了，屋子里坐得满满的，当时尚在苏州河边摆地摊子的我真的是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我记得有关领导当时用春风般的神情询问了我的专业情况以及眼下的生活情况，印象中似乎甚至于有人还用阳光般的语气聊到了我“有没有成家”、“应当尽快谈个女朋友”之类的问题……所以，我前面说我是带着感恩的心情来到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这完全是真话，就凭这次会议上领导、教授们关切的话，哪怕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最终没有录取我，我也会终生难忘的……
行政办公楼的南面有一个草坪，草坪上稀疏地点缀着一些小树和灌木。这处草坪虽然比较平常，不过，草坪的中央部位却有着一处虽然不太起眼但却意味深长的雕塑作品，那是一只比较大的小鸟正在给嘴巴张大几乎到了极限的一群比较小的小鸟们喂食。哦！上海戏剧学院灵魂的精粹就在这里吗！？每当我想起这处创意精深的小雕塑的时候，我总是不禁感慨连篇……让我说些什么呢？让我怎么说呢？
草坪的南面是这所学校的图书馆以及“红楼”。图书馆底层的一个角落里有两间教室，那是我们研究生上课的“主战场”。不过，那里也曾经是我们研究生们入学考试时的考场所在，是我入学考试时奉献给上海戏剧学院的大蚊子们几百克鲜血的所在。在我印象之中，图书馆的建筑是比较不怎么起眼的，大概在我在这所学校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翻修，也可能是在我毕业之后他们才进行了翻修的，所以我这里就不想多说它了。至于“红楼”，它是本科生们的主要教学楼。它之所以被叫做“红楼”，那是因为它的外墙上涂抹了一层殷红似血的颜料。听说有人想把它改成蓝色，上戏的往届毕业生却不怎么同意。在我在校的时候“红楼”也进行过翻修，外墙仍然是沿用了殷红的颜色，内里面也搞得似乎颇为高雅和别致。
“红楼”的南边又是一个草坪，草坪上几乎没有树木，几乎就是光秃秃的一处草场。这个草坪再往南则是紧挨着华山路的一家交通银行，听这所学校的一个领导说，他们曾经与那家银行打了一场涉及几千万元资产的官司。不过，我对那家银行的印象还可以，因为我每月两百六十多元的助学金就是每月从那家银行的自动取款机里领出来的。
现在再来看看上海戏剧学院的西半边。
紧挨着延安路的是一处几乎独立的平房，平房几乎与东半边的行政办公楼平行，风格上更可以是说与行政办公楼一致。此处平房听说也是张爱玲当年的财产，而且，粉饰翻修之后它也隐隐地绽放出古风与现代气息结合的优雅，就仿佛是素雅之中隐含着某种华贵的一位性情宁静的丽人。研究生部原先就在这平房里，这也就是说，这平房也就是当年辅导员赵骥“调解”我与导师之间的纠纷的地方。装修之后，我发现他们把那个“调解”屋的南窗台部分扩展成了一个以玻璃为外墙的小型而优雅的阳台式会议室。我们常常能够看见校领导们在里面会议着什么，显得很悠闲和惬意，这悠闲和惬意也传染到了我，但我一想到那次损人的“调解”，这优雅和惬意就演变成了恐怖和抑郁。
平房的南面本来是一幢六层的学生宿舍楼，相信在“尚熙大厦”建造起来以前，上戏的学生们就住在那个地方。我也曾经在里面住过一个暑假，那是因为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公寓“尚熙大厦”假期不让学生住，2002年的夏天他们安排我和一小部分不返家的学生——“不归族”住在那里。印象之中里面很破旧，尤其是蚊子骚扰得厉害。不过，大约在2003年那里也进行了翻修，翻修之后成了教师们的办公楼，上海戏剧学院的许多个“系”就设在里面。我没有料想到，本来已经很不起眼而且破旧的楼房在翻修之后居然也能够亮丽起来，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哈！
这幢教师办公楼的南面本来有一座比较破旧的“小剧场”，里面比较昏暗，舞台也比较残破。印象之中，大约在我来到这所学校第一年的年末的时候，这处旧的“小剧场”被拆除了，在原址上修建起来了一座比较新式的居有一定现代气氛的新的小剧场。可以肯定，它在我毕业之前就建成了，因为我记得，我的毕业证就是在这座剧场里面领取的。
在小剧场的南侧面有一个更小的剧场，名字叫做“新空间”，我不清楚它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了，里面也经常演戏，似乎也很有现代派的气味。
“新空间”的东南侧，那是一处叫做“熊佛西楼”的别致的二层小楼，印象之中我入校之前它就存在，不过，在我入学之后，它重新修建过，重新粉饰装点之后，当然也古朴雅致，还不乏现代派的气氛。虽然这里是我向公安部门申请绝食之后被领导们“训话”的地方，但是，我恢复学业之后新导师宋光祖和陈多两位教授也在这里指导过我的毕业论文，所以，我对这里的印象还算是说得过去。
“熊佛西楼”的南边有一条小路，小路往西通往“实验剧场”和学院唯一的一所食堂。“实验剧场”是一处建筑上没有什么特色的比较陈旧的剧场，我觉得只有县级剧场的水平。三年的上戏生活，除了看了几场好戏之外，这座剧场似乎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值得回味的东西。但一提起食堂，我立刻就会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大约在还没有爆发“退学风波”的时候，当时赵骥老师好像刚刚担任研究生辅导员不久，一次，我去食堂就餐，刚刚买好饭菜准备找个地方坐下用餐，就觉得有一个身影从我的身边一晃而过，随着那身影的一晃所带出的风声还飘过来一句话，大意是：“你吃这顿饭全靠菜汤子帮忙了！”原来，由于手头紧张得出奇，我不大敢花钱买好菜吃，所幸食堂里的菜汤是免费的，菜汤里面有时还可以捞出一些菜叶，所以，我常常象征性地买份便宜菜，然后多弄几碗菜汤充数。本来我就餐时的“风景”是不希望别人看到的，所以，赵骥这么一句话当时还弄得我有些尴尬。但我后来一想，天地间有几个人生来就喜欢害人呢？我相信，那时候的赵骥不仅没有想到要对我使绊子，恐怕还在准备帮助我更好地完成学业吧？否则，他何必来关心我羞涩的菜谱呢？！
“熊佛西楼”南边的建筑是一家叫做“真锅”的咖啡屋，咖啡屋的东侧就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华山路大门了。“真锅”咖啡屋可能用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地皮，但它并不隶属于上海戏剧学院。它仿佛是插入进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腹部，但我却觉得上戏的学生基本上对于它的存在视而不见，仿佛没有这个地方一样。当然，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虽然近在咫尺，但犹如远在天涯，因为我当时穷得要命，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进去品赏他们的咖啡。
“真锅”咖啡屋几乎和实验剧场成东西向平行，两者之间有一块空地，大约有三百个平方米吧。对于我来说，这块空地意义比较特殊，这里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舞台”。
虽然实验剧场里面的舞台几乎就在身边，但是，它和“真锅”咖啡屋一样也与我咫尺天涯，而只有“真锅”咖啡屋与实验剧场之间的那么一块空地才让我觉得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地方，是真正属于我的“舞台”。咖啡屋里面是否热闹我不知道，我常常只是偶尔看见有个把服务生从台阶上穿过。实验剧场的门前也只是在有剧目上演的时候才人来人往，平日里很少看见人。所以，那块空地几乎成为了我的个人小天地，尽管在清晨的时分偶尔也会有个把表演系的学生不太受欢迎地闯入我的那块小天地，叽里呱啦地练着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空地与华山路有栏杆相隔，栏杆上或者稀疏或者稠密地缠绕着一些藤条似的花草。华山路的另一边就是似乎叫做“石库门”之类的里弄居民小区，相信那里的居民一定生活得很是惬意，但似乎那道实际上并不怎么高大的栏杆以及华山路旁的行道树把他们与我分离成为了两个世界。能够让我残留一丝印象的是，在周围现代派气息逼人的林立高楼之中，华山路的另一边似乎还残留着略略涂抹在绿色行道树之间的灰色调与暗红色调交错的老上海的淡淡身影。我记得，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三年时间里，我就喜欢在这么一块相对安静的所在唱歌，有时候也练练声。我相信我的歌声没有干扰到任何人，因为，当我在我的那块空地“舞台”上唱起歌来的时候，世界仿佛就只剩下了我。
不过，如果说我那段时间里的唱歌和练声仍然是为了将来从事音乐职业的话，那会连我自己都不怎么相信的。实际上，也许正是在那样的时候，我才更加明确地体会到，我的歌唱，我的练声，我的对于音乐的无比热爱，这不仅仅在于我想要或者说是曾经想要从事音乐方面的职业，而更主要的是，我的歌唱是发自我心灵深处的歌唱，它远远地超越了某种外在的目的，它超越了一切的功利的现实考虑，它其实就是我的生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不，它其实就是我的生命！
应当承认，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是美丽的，像一个小巧玲珑的小美女。当然，上海戏剧学院的风景还不仅仅在于它的校园，似乎更加美丽的还是住在其中的帅哥靓女。当然喽！我对帅哥注意不多，究竟有多么帅哥我印象模糊了。我只是记得，上课前，或者放学后，在小小的但却玲珑别致的校园里面，你能够看见彩云一般的美女五彩缤纷地或者往教室里面冉冉地飘进去，或者从学生公寓里面轻盈地飘出来。
平时也有的，在寒冷的阳光下面，在殷红的教学楼下面，在草坪上，在楼房之间，你经常可以看见上戏的美女们点缀其间。所以，有人甚至于觉得，实际上，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子里面基本上是不需要再去栽植什么花花草草的了！
不过，最令我留恋的却并不是这些，而且，我觉得最美丽的也不只是这些。
毕业几年之后，我有一次到上海办事，记得那是一个晚上，我无意中从上戏门口经过。本来实在是不想走进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在拽着我。而且，非常奇怪的是，仿佛不知道从哪里飘来了一股沁人心脾的梅花的幽香。也许仅仅就是为这种沁人心脾的幽香，乘着天黑，我溜了进去。可是，找遍了所有的楼前，搜遍了所有的草坪，我都没有能够找寻到引导我溜进去的原因，我没有能够找到那飘逸着沁人心脾的幽香的梅花树。
直到最后，当我无意之中来到了真锅与实验剧场之间的那块空地上的时候，我这才意识到，正是这里，正是这我曾经的“舞台”在牵挂着我的心。天哪！我怎么能够忘记了呢？我怎么会忘记了呢？不，应当是我自己一直在企图把它忘记，是我自己一直都在企图忘记我那青春的梦想，于是，连累得这似真似梦的“舞台”也跟着遭了殃，否则我怎么会老半天想不起来。哦！我多少次企图忘记，企图从意识的最深层里把它忘记，然而，我终究还是无法忘记，我终究还是能够回想得起！
最容易忘记的地方实际上往往又是你最不能忘记的地方，我似乎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了。上海戏剧学院最令人难忘的实际上正是我的这块小小的空地啊！
我也知道为什么我会嗅着一股梅花的香味了。是的，我曾经在我的这处“舞台”上歌唱过梅花，歌唱过那傲雪的寒梅。在美丽而严寒的上海戏剧学院，在那坎坷崎岖的三年时光里，我是多么地喜爱那首歌曲——《一剪梅》啊！在上海戏剧学院校园里，在也许别人看来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我无意之间种下了一剪梅花，如今它已经长得枝繁叶茂，散发出馥郁的芬芳。你们看见这梅花了吗？这可不是平凡的肉眼所能够看见的……哦！我竟然在无意之间，在闻名遐迩的上海戏剧学院里，种下了一道最最美丽的风景。
是的，似乎我生命的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两首我最喜爱的旋律，我记得我在中小学的时候，最爱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心中的玫瑰》等歌曲，在合肥师范读书的时候，我最喜欢唱《北国之春》和《生命之星》，而在三年流浪期间和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期，我却越来越喜爱《一剪梅》：
真情像草原广阔，
层层风雨不能阻隔，
总有云开日出时候，
万丈阳光照亮你我。
真情像梅花开过，
冷冷冰雪不能掩没，
就在最冷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雪花飘飘
北风啸啸，
天地一片苍茫。
一剪寒梅
傲立雪中
只为伊人飘香。
爱我所爱
无怨无悔
此情长留心间。
每当唱起这首歌曲，我都仿佛觉得漫天的风雪在我的身边飞舞，然而，我似乎已经没有了寒冷的感觉，恍惚之中，我就是在这风雪包围之中绽放开来的一剪梅花，在一片苍茫之中，我把萧萧的北风当做我的陪衬，我把飘舞的雪花看做我的装点，我终究不会被冷冷的冰雪所淹没，“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我终于能够迎来灿烂的阳光，我终于能将幽香长留人间！
当我的歌声在我的“舞台”上轻轻响起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音色已经大不如前，尤其是高音处时而会出现一些令我沮丧的沙哑。不过，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我的歌唱绝不仅仅是在于要成为歌星，绝不仅仅是为了舞台上的鲜花和掌声，这是因为，此时此刻，我更加深刻地领会到，领会到即便是哪一天我的嗓子完全坏了，即便是哪一天我成了一个哑巴，我也一样地会歌唱下去的。即便是在别人听来，我的嗓音已经不再如同悦耳的银铃，而是嘶哑的噪音的时候，我依然会用我的声音呼唤我心灵的渴望，因为它对于我来说依然会十分地动听。
……不，即便是失去了声带，即便是我被人割去了喉咙，我仍然要歌唱，我依然要歌唱，这是因为，即便是到了那样的时候，我虽然不再能够放开我的歌喉，但是，我还有心跳，我还有脉搏，我还会用我的心脏来歌唱，用我的灵魂来歌唱，我的全身的脉搏将会为它奏出那最最和谐的伴奏……多么美好啊！我深信，我的心灵不仅仅能够为我的全身输送新鲜的血液，它还能够把那圣洁的音符传递到我的全身，把我如歌的生命在这浩渺无垠的宇宙之中奏响！
我在歌声中呼吸，歌唱就是我的呼吸；我在歌声中心跳，歌唱就是我的心跳。歌声就是我的阳光，歌声就是我的空气。要我不歌唱，除非我死去！
是啊，不知道怎么回事情，仿佛有人早就窥知了我与歌神之间的这个秘密，似乎有人知道了我不仅仅会用自己的喉咙歌唱，我还会用自己的心脏讴曲，所以，他要摘除我的心脏。
在我漫长的为了恢复学业而疲惫不堪的时候，尤其是在我被下达了“退学决定”的时候，我也时常在我的“舞台”上辗转徘徊，不过，我这个时侯很少歌唱，我是时常不知不觉地就走到了那一块紧挨着华山路的空地，不知不觉地在我的“舞台”上徘徊，仿佛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遗失在那里。然而，一阵恍然过后，我又发现自己似乎没有丢失过什么。可是，下一次，我会又一次地不知不觉的来到我的“舞台”，在我的“舞台”上辗转徘徊，找寻似乎已经被丢失的什么东西。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啊，有一天，我终于想明白了了，是我的心脏一度地似乎遗失了，在那些日子里，我的胸腔仿佛是被人给掏空了似的，我是到我的“舞台”上寻找它来了。可不是吗？在那漫长的为了恢复学业而奔波的日子里，我确确实实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仿佛都已经不在自己的胸腔里面了，虽然上海戏剧学院的有些好心人还允许我暂时居住在上戏的学生公寓里面，虽然我还常常在校园子里面徘徊，但是，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已经不属于这个学校了，我实际上可以说又回到了我进入上海戏剧学院之前的状态，回到了在上海四处流浪的状态。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依然要歌唱，我很快地就恢复了我的歌声，即便是树梢上的微风偷偷地告诉我，要我暂时停止歌唱，说我在戏剧学院校园里的歌唱会令某某种类的人物“伤心”、“难过”，我依然没有畏惧这种隐隐约约的威胁，我仍然要歌唱。
某种人，我现在要告诉他，即便是我的心脏不见了，我仍然还会歌唱，我的整个的生命就是一曲永恒的旋律。
我现在还要告诉人们，即便是我的肉体不在了，我的音乐也不会消失，我用我整个的生命所奏响的美妙神奇的音乐，她一定会与日月同在，她一定会永远地在这宇宙苍穹之中回响、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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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Ҫ質ǮԪʿԴѹ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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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8:03 p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4:15 am 17869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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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Ҫ質ǮԪʿԴѹ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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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8:02 p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4:15 am 17810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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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Ҫ質ǮԪʿԴѹ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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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8:02 p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4:15 am 17818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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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 为写论文排万难 就业问题靠边站
经过了长达一年半时间的失学，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终于恢复了学业。大约是在2003年的六七月间，上海戏剧学院的上级部门领导决定恢复我的学籍，有关方面还请出了宋光祖、陈多两位教授担任我的新导师，他们都是上海戏剧学院资深的戏剧理论专家。不过，我应当没有看见我的复学通知，不然的话，我是一定会留下一份复印件甚至于原件的，而且，我今天也会明确地告诉大家，告诉大家这作出让我复学之决定的“上级部门”是不是上海市教委。
我清楚地记得，有些人到这个时候似乎还不甘心，这种不甘心我从那个研究生辅导员赵骥身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得出来。他在上级关于我的复学通知已经下达的情况下仍然威胁我，逼迫我再写一份名为《悔过书》》（也许叫做《道歉书》，名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的东西。他告诉我说，假如我拒绝写的话，那么，虽然恢复学业的通知已经下达，他也仍然无法安排我进行复学方面的工作，例如与新导师讨论课题选择等等。看来，我把这位研究生辅导员称作“研究生胡捣员”应当不算过分的！
当时的时间已经十分地紧迫了，距离毕业论文完成的最后期限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而正常的时间是2年！为了不浪费宝贵的时间，我被迫按照赵骥的要求写了一份《忏悔书》。记得是在上海戏剧学院下属的成人教育学院的主任办公室里，我写下了那份实际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忏悔什么和为什么忏悔的《忏悔书》的。在那间沉重得如同是铅水浇注出来的办公室里，我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按照我们的研究生“胡捣员”的要求进行的。强压着自己越来越快速的心跳，我按照我们的“胡捣员”的要求责骂着自己，在越来越令人窒息的空气中说着自己的坏话，其中应当包含有诸如“我自己应当对自己的学业中断负责”之类的话。尽管当时并没有人把刀柄架在我的脖子上，但是，我知道，不写是不行的，已然发生了的许多事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是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的。
写《忏悔书》的当时，成人教育学院的主任就坐在我的对面，我印象中他姓王。我觉得当时的他或许也感觉奇怪，也许是看不下去了，因为我记得他说了这么样的一句话：“写这种东西应当是出于自愿吧……”
“忏悔”之后，我立刻与我的新导师进行了协商以确定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海派京剧初探》这个论文题目的最终确定是在2003年7月间。因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最后交稿日期是2004年的4月，这也就意味着，我的毕业论文写作最多只有九个月的时间了。
时间紧，任务重。在学院党委书记戴平老师的关心下，在宋光祖、陈多两位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上了。上午、下午、晚上，每天都是安排得满满的。
即使是在我如此紧迫的情况下，上海戏剧学院，这所现在当然可以称之为我的母校的学校，它也没有对我的宝贵的时间表示出丝毫的怜惜。刚刚确定下毕业论文的选题，我就不得不从学院的学生公寓里搬出来，自己掏钱住到了位于愚园路上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招待所里去了。那家地下室招待所也隶属于上海戏剧学院，它应当是静安寺附近所能够找到的最廉价的招待所了。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对于时间如此紧张的学生依然如此地苛刻呢？
确实，上海戏剧学院每到寒暑假都不允许学生住校，不回家的学生得搬出去自己租房子住，其原因我不清楚究竟是为什么，我也不想在这里讨论他们该不该这么做，不想在这里浪费篇幅研究他们的这种做法的利弊。然而，我知道他们是有例外的。我在这个学校一年级时候的那个寒假，也即2001年至2002年之交的那个冬季，当时我们那一届的研究生辅导员叫张璟，她考虑到我的困难，就疏通说服了有关方面，让我在公寓里度过了那个寒假。而且，寒暑假期间，西藏籍的学员也是可以居住在公寓里而不用逃难似的到处搬家找临时住处的。以后的几个寒暑假我们那帮“不归族”是搬出来住了，但是，学校还是给包括我在内的同学安排了临时住处，让我们住在暂时废置不用的学生宿舍里。从2003年的暑假开始，也就是当我恢复学业之后，上海戏剧学院不仅不允许我继续住学生公寓，而且连临时住处也不安排了，我只好自己掏钱搬到10元钱一天的地下室招待所里了。
若真能像模像样地住进地下室里的正规房间那也还算不错，我记得，为了节省开支，我还特别请求那家地下室招待所把我的床铺安排在过道上的一个角落里，这样我就可以每天少交2元钱的住宿费了。
在那条低矮、阴暗的地下室过道里，我一边与蚊虫和炎热战斗，一边拼命地查找资料。如果在地下室里能够用上电脑的话，那当然可以大大增加我学习研究的效率，但是，因为考虑到招待所里人员复杂，害怕依靠借债买来的电脑丢失，所以我也不方便把电脑搬过来。毫无疑问，如果当时有一个稍微安稳一些的环境，我的毕业论文有可能做得更快更好。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到了2003年末的寒假期间，也就是学位论文的写作进入到了最艰苦最紧张的时期，我连住进上海戏剧学院附属的那家地下室招待所的待遇也失去了。那家招待所表示不能接待我了，具体什么原因我记不清楚了，但其中有一条我还能回忆得起来，那就是我即使住进去了也不可以在里面做饭。由于生活十分拮据，我为了省几个钱，居住进去之后我是要用我的小电饭锅烧饭的，2003年的暑假期间就是如此，我被那家招待所管理人员允许和他们的值班员在同一个厨房做饭。而到了当年年末的寒假，他们明确地告诉我，现在即便住进来他们也不允许我像以前那样自己做饭了。这样一来，让我住我也不敢住了，因为如果不自己烧饭，如果一天三餐都在外面买着吃的话，不仅经济上我承受不了，还大有可能吃出来一个什么名目的传染病。那一段时间传染病还真是不少，一忽儿“非典”，闹得是人心惶惶；一忽儿“禽流感”，搞得是鸡犬不宁。
2003年岁末的那一年的寒假，我在我的华东师范大学同学何平华的帮忙之下才找到了个较为方便的临时住处的，住处也是在华东师范大学附近。虽然由于华东师范大学寒暑假期间食堂照常开放，比在外面买着吃省了一些钱，但由于无法正常使用电脑以及我的有关图书资料，我的工作效率仍然很低。所以，就效率而言，大约一个月的寒假时间只能大打折扣，算是用上了十天左右吧。我记得在那个寒假里，我主要的工作是用在了校对上，因为不方便继续写新的内容，所以，我主要地是到上海图书馆把我已经写出来的内容的引文进行逐条地校对、核实。
2004年新年伊始，也就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刚刚开学不久，有人问我：“你怎么还不找工作？”一听这话，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些懵然初醒的感觉。确实，许多同学早在2003年就已经找工作找得不亦乐乎了。我读硕士学位期间也是几乎在最后一个学年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张罗着求职的。而现在，由于中途遭遇了退学，确立毕业论文选题的工作被推迟了几乎一年半的时间，我只能把全副心思放在了毕业论文上。所以，一听到别人的提醒，我当然也就开始着急了起来。但是，我又确实不敢有丝毫的分心，问题很简单，万一由于找工作而耽误了毕业论文的话，那么，到时候毕业不了，找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别人来说似乎可以兼顾，而我却难以做到，时间太紧了啊！因为我的毕业论文写作时间撑死了也只有九个月，中间的寒暑假还必须逃荒似的到处找地方住，受到的干扰很大。
在上海戏剧学院2004届的7个博士研究生之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全脱产学习的，没有工作，而其他6位应当都属于委托培养，因为他们都有工作，都是在职的，一般地，除非他们想换换单位，否则也不需要忙着跑工作。所以，比起别的同学来，我更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用来找工作才对，可是，我又实在是没有办法，我的求职在极大的程度上是被毕业论文给拖住了，在交出我的毕业论文完成稿之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求职上。
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地落实了工作，我当然不能不受到一些影响，我也有所行动，不过，在2004年2月14日完成毕业论文之前，假如说我有所行动的话，我想，这些行动顶多也就是利用离开寝室去外面吃饭的时间，顺路给某些我希望去的单位投投求职信，因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时间是必须要绝对保证的。
说句实话，求职问题之所以被靠边站，心理因素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即将举行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我不知道会不会又有什么人出来施展魔法，予以破坏。我清晰地记得，在我的毕业论文完成之后，我的导师宋光祖教授就直言不讳地问过我：“假如毕业论文通过不了你怎么办？”我当时回答得也很坦率：“我已经为我的毕业论文竭尽了全力，我写我的毕业论文是认真负责的，我认为自己完全对得起自己的毕业论文，我认为自己完全达到了获取博士学位的水平。即使是有人觉得我的论文写得不好，我也是这么认为，我问心无愧！”
谁会希望坏人来破坏自己的好事呢？我虽然不希望邪恶的魔鬼在我的论文答辩问题上施展魔法并获得成功，但是，我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而这种心理准备，或者说，这种对于邪恶势力的担心，也正是促使我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毕业论文的写作上面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的毕业论文答辩是在2004年的5月底。实际上，由于担心魔鬼和学术败类的破坏，在交出毕业论文之后一直到论文答辩解书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依然无法放下心来找工作，我心里盘算着的主要是如何应对答辩会上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
我真正地开始求职，那是在我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之后，然而，那个时候也已经接近毕业离校的时间了，许多同学这个时候已经到应聘单位去试用了很长时间，甚至于已经算是正式地上班了。确确实实，我的求职行动的起步实在是太晚了，而且，在这已经被大大地被拖延了的求职活动之中，我也已经开始感到了一种看不见的人为阻碍力的存在。是的，我不得不以待业者的身份离开上海戏剧学院了。看来，魔鬼在阻挠我的入学和毕业问题上没有获得成功，但是，他是不会满足于自己的失败的，他现在要在我的就业问题上做文章了。
我清晰地记得，在2004年6月底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上戏的一位院长似乎是特别地强调了“上海戏剧学院是一所艺术类院校”这么一句话，似乎也不知道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我总是觉得他的这么一句话仿佛就是说给我听的。而且，就在这位院长话音刚落的当时，我就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恐怕是不可能进入艺术类院校搞从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所学的戏剧戏曲学专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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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8:01 p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4:15 am 18557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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