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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7:5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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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 姻缘未断窃欢喜 一纸休书绝恩义
应当就在2003年的2月24日那一天，由于对校内调解已经失望，我上访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我叙述了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表达了我的态度，也表达了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的愿望。下面是我第一次给上海市教委高教处的投诉信。
尊敬的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领导老师们，您们好：
我是上海戏剧学院2001级戏剧文化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两年级，姓名钱久元。
最近，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事情的经过如下述。
我现在所学的专业是“戏剧文化学”。我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那年即2001年的招生简章上面写得十分清楚，“戏剧文化学”专业的指导老师是我国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不过，到目前为止，指导我的是我国另一位著名学者孙惠柱教授。因为未作过特别的说明，我也就以为我有两位导师。入学初期，因为听到学生们的议论，说余秋雨教授一般不会有时间来学校授课的，所以，在填写研究生培养计划的时候，我在“指导老师”一栏里只写了孙惠柱教授一人的名字。但是，后来我想到，说不定哪一天余教授也会来过问一下学生的学习情况的。同时，也有些迹象表明了这一点。比如，孙惠柱老师曾经要我参考一下李泽厚先生的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并且提到这是余秋雨教授推荐的。所以，2002年11月6日向孙惠柱老师提交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时候，在“指导老师”一栏里，我填写了余秋雨和孙惠柱两位教授的名字。
很快，我发觉自己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的行为惹得孙惠柱教授十分地生气。他接到我的开题报告之后马上打来电话，就此问题展开询问，责问我为什么多出了一位导师。虽然我也当即表示要改过来，并且一再地道歉，向他解释这是自己的一念之差。但是，孙老师不能接受，他告诉我说，他看到开题报告首页上有两位导师的名字，余下的他就不再看了。很快，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研究生部，表示不愿意教我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了。
知道我的行为大大地伤害了孙老师之后，我一再地在多种场合（例如在孙老师家里、在系办公室、在研究生部、在院长办公室、在书记办公室等），以不同方式（例如打电话、写公开道歉信以至于托人求情等）表示自己对错误的认识和歉意，甚至还表示过，只要领导同意，要我跪下磕头都可以。每天大清早，别的同学或者正忙着去上课，或者已经开始自修，而我呢？只能冒着清风在学院大门口等候学校领导，盼望着能够得到一些好一点的消息，盼望老师能够回心转意。
虽然我不断地努力，但是一直到放寒假都没有能够扭转局面，结果，回家过了一个愁眉不展的春节。本来以为新学期开学应当有个好兆头了吧。大年初一我在电话里给孙惠柱老师拜年的时候，孙老师说他要到美国去一趟，三月份回来，回来以后再说。我也就一直在新年的烟花爆竹声里战战兢兢地做着新学期新春解冻的梦。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学院在上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已经作出了决定，要我退学，于是发生了我院研究生部辅导员赵老师找我谈话要我走人的一幕。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或正式或私下已经多次地表示过，一切都是学生的错，来戏剧学院学习的机会十分地可贵、难得，而且我已经读了这么久了，希望学院和老师们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继续完成我的学业。学院的不少领导、老师也很同情我，帮过我很多忙，可惜都没有获得积极的成果。
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我应当是上海戏剧学院两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了，但是，到现在学院还不让我注册，说是劝我退学，实际上哪里是劝呀？！
我对上海戏剧学院，对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们，特别是对于孙惠柱老师是抱着十分感激的心情的。我绝对不是什么忘恩负义的人，我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说过，孙老师待我很好，尤其是在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里。很长时期内，我不断地主动寻求与孙惠柱教授保持密切的关系，我跟他说过，学校的院长、书记们我都想和他们搞好关系，因为我是一个学生，任何一位领导或者老师对我印象不好的话，那都是我的不幸，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师生在一起长年累月地相处，有些学术问题甚至还需要争论，很难保证每句话都说得绝对中意，很难保证每件事情都做得绝对完美。所以，我也多次地向老师表示过：如果学生有什么地方不对，那也绝对是无意的，请老师尽管批评纠正。孙老师的母亲生病住院，我不止一次主动地请求孙老师，如果他太忙，需要学生我帮助的话，请尽管吩咐。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夜不能寐，虽然我也常犯些错误，或许无意中做了些什么不大恰当的事情，那也应当只是一些小错误。连通知我要我退学的研究生辅导员本人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没有错，甚至连道歉都不必要，还希望我在做学问上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但，十分荒唐的是，不仅没有犯什么错，而且一再退让，甚至于无错认错，我却仍然要面对退学的结局，这实在不能不令普天下莘莘学子们闻之而垂泪。我是一个学生，带着美好的梦想来到大学学习、淘金；大学里的老师们也都是教育人的人，应当都是搞学术、搞专业的知名学者。处理问题为什么要如此地咄咄逼人呢？！我实在不想打官司，尤其是和自己的老师打官司，因为我是充满着希望来求学的，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思天天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折磨自己。
我愧对二十一世纪，愧对党和人民的培养，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想学习，想做点学问竟然这样难？我不知道将来的学习、生活怎么办才好。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学生。为了求学，丢了工作，债台高筑。从上海的同学那里借了三千多块，有些债已经欠了四五年了，家乡的借款更是高达一两万。现在所有的学习用具和住宿、学杂费用等都是用借来的钱在支撑着的。当然，为了学习，为了国家的学术繁荣，再大的苦我也能吃。希望领导们、老师们同情我的遭遇，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把学业继续进行下去。我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希望能够尽快地把毕业论文的论题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确定下来，完成应当完成的科研任务，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也不辜负上海戏剧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们的谆谆教诲。
此致
崇高的敬礼！
上海戏剧学院学生：钱久元
2003年2月20日
当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人跟我谈了话，他们的意思好像是说我实际上还没有正式退学，他们说上海戏剧学院还没有下达正式的要我退学的决定，我仍然应当算是该学院的学生，所以，复学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他们也就无法接受我的上访。这种道理很容易理解，记得当时好像还有人给我打了一个这样的比喻：夫妻之间尚没有离婚，复婚问题又从哪里谈起呢？我不禁为此暗自庆幸，但是，学校里的实际情况是：我早已无法进行正常的学习了。所以，我随即发出请求，请求学院恢复我正常的学习，否则就把正式的退学决定给我吧！
本来，我也觉得，上海戏剧学院之所以口头上要求我退学但正式决定却迟迟没有下达，这说明他们也许觉得这样做有些理亏，而虽然我要求他们给我正式的决定，但实际上，我当然不仅不希望他们下达正式的文件，还希望他们马上收回口头上对我下达的退学要求。然而，在我的这种“要求”下，上海戏剧学院居然也就真地给出了正式的退学决定来了！你们看看，刚刚还有人说我小夫妻还有挽回的余地呢，现在一纸休书居然就这么冷冰冰的下达给我了！这样的决定甚至于连当时学院的院长荣广润都感到非常地尴尬，他不止一次地当着我的面表示过他的那种尴尬之情：“我们还在做工作……还正在调解啊……怎么正式的退学决定就出来了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一所学校对一个学生作出了退学决定的处理，居然一校之长都感到不可思议，其中情由，天知地知，唯我不知。
2003年3月17日，我收到了戏剧学院正式的退学决定。正如前面已经解释过的那样，尽管我渴望尽快接到正式的退学决定，但我接到这个决定的时候仍然是非常地沮丧和难过，甚至于震惊。当然，这个决定早点下来也好，因为它不下来，上海市教委就无法行使他们的否决权，我也就无法尽快地进入正常的学习状态，我也就不得不耽误更多的大好时光。
这里还要说一下的是，退学决定不仅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其中给自己找的要求我退学的理由也是非常之荒唐的。所以，我立刻就这个退学决定向上海市教委有关领导进行了申辩。这是我接到学院的退学决定以后立刻给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申辩书。
申辩书
尊敬的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领导：
本人姓名钱久元，上海戏剧学院2001级博士研究生。本人于2003年3月17日接到上海戏剧学院要我退学的决定。本人认为该决定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决定中称我在开题报告中“擅自更改导师姓名”，这种说法不正确。我的错误确实是因为误会，误以为我有两位导师。而且事后我也一再地承认错误，从未坚持要求某某老师指导我。
其二，我打报告要求换导师，这是在研究生部有关老师明确告诉我，说孙惠柱老师不愿意带我了的情况下，经请示然后提出的。而且，我的报告是采取了协商的语气，抱着请示的态度，并没有坚持不要谁指导我，或者一定要谁指导我。事后，我还一再地表示过，包括孙惠柱老师在内的任何一位老师，只要答应带我，我都愿意，要求我写什么方面的毕业论文，我也都不会有意见。
其三，决定中说我拒绝研究生部的调解，这不符合实际。本人一直竭尽全力地配合院领导、院研究生部处理这件事情。从未拒绝过有关方面的调解，也从未拒绝过孙老师做我的导师。孙惠柱老师第一学期对我很好，很关心我，我一直很怀念那么一段时光，留恋那么一段比较融洽的师生关系。所以，在一次调解过程中，我没有立即回答孙惠柱老师“你看我能不能带你了？”这个问题，也就是想通过有关方面弄明白孙惠柱老师后来对我的态度起了变化的原因，希望回到过去的比较融洽的状态中去。但是，有关方面似乎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的沉默就是拒绝，我多次地解释都没有用。
其四，我多次更换毕业论文题目是在有关领导的同意之下进行的，这也是本人接受有关领导进行调解工作的一部分，不过，我们的这些努力一再遭到否决，这倒是事实。期间，孙惠柱老师也曾告诉过我，他还是认为我最初提交的那篇开题报告《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可以进行。
迫切期望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领导尽快地纠正上海戏剧学院的错误决定，尽快地使本学生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
此致
敬礼！
上海戏剧学院学生：钱久元
2003年3月17日
2003年3月24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给了我答复，要我返回学校向戏剧学院申诉。我于是向上海戏剧学院递交了我的《申诉书》。《申诉书》除了重新列述了我对上海戏剧学院之《退学决定》所据“理由”所作的数条申辩之外，也有一些新的内容。我当时已经发现，上海戏剧学院作出的《关于01级博士生钱久元退学决定》的首条依据就很令人费解，这首条依据就是“上戏[2003]18号文”，而经过打听，那份所谓的“上戏[2003]18号文”其实就是《关于01级博士生钱久元退学决定》。一个决定的依据就是那个决定本身，真是荒谬至极！
虽然我觉得上海市教委似乎并不想要我退学，他们的一位工作人员还叫我找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戴平，看来，至少是在当时，他们是知道上海戏剧学院还是有愿意主持正义的人的。期间，我也确实是无数次地找过戴平书记，她非常地关心我的生活和学习，告诉我学校招一个博士生不容易，不希望我退学，但是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表示，因为没有老师愿意教我，事情十分地难办，学院里也不能强迫孙老师来教我，要我作好最坏的打算。
戴平书记还作出过这样的表示，说我可以先找工作，以后再考虑返校读在职博士。我也表示过，因为经济上的极端困难，我当然很想在找到工作后在职读书，但是我毕竟岁数不小了，我要等待多久呢？我的返校读书有没有法律的保障呢？而且找工作本来就不容易，更何况我现在不明不白地被作了退学处理。
虽然上海教委的某些领导似乎比较同情我，不过，根据各种情况，我觉得上海教委一时也难以让上海戏剧学院撤销针对我的退学决定。也就是说，我根据上海教委的要求向上海戏剧学院所进行的申诉仍然没有结果，上海戏剧学院并没有因为我的返校申诉而改弦更张。何况，当我把这个申诉结果告诉上海教委之后，上海教委似乎也感觉有些无奈，这一点就体现在他们给我的复函中：
据上海戏剧学院告，你已三次更换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均被否定，同时学院也没有导师继续帮助你完成学业，根据《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教学[1995]4号）第二十二条‘培养单位经过考核认为不宜继续培养者，应予以退学’的规定，上海戏剧学院对你作出了退学处理，近期上海戏剧学院对你的退学处理再次进行了研究，并针对你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办法，请你与学院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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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7: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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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 导师拒导已犯难 一旁尚有“胡捣员”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不仅无法在上海戏剧学院做我真正非常想做的课题，而且，我的整个学业都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我也预感到即将面临着暴风雨，所以，我在努力地回避，例如，上面提到的导师对我大喊大叫的时候我就一直始终保持着心平气和的态度，这就是在尽力避免暴风雨的发生。不过，既然有人想找麻烦，今天躲过去了，他明天还会再来，在这件事情上躲过去了，他还会在那件事情上做文章。
事实也证明了，躲是躲不过去的，我的这次学业危机终于还是从某件事情上爆发了。在撰写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的时候，我在我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封面上的导师一栏里写上了余秋雨教授的名字，于是有人就极其不高兴了，所以，我随后就遭遇了长约一年半时间的学习中断状态，甚至于一度被正式要求退学。
现在，我就来叙述一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遭遇退学处理的大致经过，好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如果大家觉得确实是我的不对，那么，就请批评指教，因为，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应当是比较公允的。
2002年11月5日，我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完成后，我在报告封面指导老师姓名一栏写上了两位老师的姓名：余秋雨、孙惠柱。进入上海戏剧学院以来，直接指导我的确实是孙惠柱老师，但是，我知道，我所学的“戏剧文化学”专业点的导师是余秋雨老师，我们那一届博士生的招生简章上就是这么写的，而且只写着余秋雨教授一个人的名字。我早先也听说过，有些博士生导师由于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具体地指导学生，他们只是在博士点里挂个名，具体的指导工作由其他老师来做。我想，既然是挂名，那也得“挂”啊，所以，觉得应当把余秋雨老师的名字写上。何况，如果应该写上而没有写的话，余秋雨老师那里会不会有什么不好也是个问题啊！
但是，我把开题报告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孙惠柱老师之后，孙老师很快就打来电话，责问我余秋雨教授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导师了。我想，既然是孙惠柱老师不认为余秋雨是我的导师，那我当然就可以不在开题报告上写他的名字了，因为，万一有人因为我没有写上余秋雨教授的名字而怪责下来，那责任我就可以少承担一些了，否则的话，我一个学生要承担的压力就太大了。所以，我当即表达了我的歉意，并且表示接受孙老师的意见，立刻表示要按照孙老师的意见进行更改。但是，孙老师没有接受我的道歉，他只是要求我第二天中午到戏文系办公室再谈此事，这在当时就已经令我十分惊诧了，看来事态发展的苗头堪忧。
到了次日，在戏文系办公室对面的教室里谈了很久，孙老师仍然不能接受我的道歉和解释。最后他告诉我，他要通知研究生部，不再带我这个学生了，也不要我去上他的课了。
朋友们，我这么简单地叙述一下你们明白了吗？还是允许我就这么简单一些吧。
为了不妨碍正常的学习，没过多久，我主动地找到了研究生部，谈起这件事情，接待我的研究生辅导员赵骥说他也正准备找我。他还告诉我，说我没有错，不需要道歉。我想，调解过程算是从此开始了吧。
事发后我本人就一直在不停地寻求孙老师的谅解。大约在事情发生后的十一月中旬的某一天，我还特地登门拜访了孙老师，请求他的原谅。我的感觉是，似乎这一次成功的希望比较大，因为他最后告诉我，改日到研究生部再谈。
很可能就是在11月20日上午，孙老师、赵骥和我来到研究生部。赵骥老师首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再次强调了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不需要道歉。他还明确地宣称，师生之间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不是某种强制性的关系。坦白地说，我此前对于赵骥老师并不怎么信任，听了他的此番发言以后，我对于赵骥老师颇生好感。这一次来研究生部，我本来就是准备着与孙老师马上和解的，不管孙老师提出什么要求我都准备马上接受，因为毕业论文的事情必须尽快地确定下来，我拖延不起。然而，赵骥老师是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所有研究生的辅导员，又是研究生党支部书记，他的发言使我顿时产生了一线希望，那就是希望通过此次会谈更进一步地巩固与孙老师的关系。
孙老师在我入学上戏的第一个学期待我很好，我也一直是带着感激的心情跟着他学习的，但是，第一学期以后，我逐渐地发觉我和孙老师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我想，或许是学生在某些方面做事不够慎重吧？！我也多次地试图挽回，可惜都未成功。因此，我很想借这次调解的机会了解一下原由，改善并巩固与孙老师之间的关系，否则的话，即使是一时调解成功，我这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你想想看，他是导师，我是学生，导师心里不快活学生，那还没有学生好受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可以说他们是呼吸在老师的空气之中的！遗憾的是，调解过程之中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孙老师那天很忙，还有其他的事情要马上办（你完全可以认为我现在是在给孙老师找理由），他要求我立即回答他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带你了？”可以想见，假如我当初立刻回答说：“您当然能带我。”我想，至少问题是暂时解决了。正如我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我本来也就是准备好了立刻这么答复的，但赵骥辅导员“你没有错”等等对我鼓励的话又使得我产生了想要把问题解决得更为长远更加完美的妄想。我没有立刻回答孙老师的话，我之所以没有立即回答孙老师的话，那就是因为我想要回到过去的那种比较融洽的师生关系中去。可是，有关方面，尤其是赵骥老师随即非常坚定地“误解”了我的意思，他不仅没有深入地了解师生关系起了逆转的原因，而且认定我的沉默就是拒绝，我多次地对此进行解释都没有用。
沉默就是拒绝吗？不是还有很多人主张沉默就是默许的吗！“沉默就是拒绝”、“沉默就是默许”，这些话在文学作品中似乎颇有些市场，但是在法律上则恐怕很难站得住脚，否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无须举手表决，也无须投票选举了，只需要坐在人民大会堂里保持某种沉默就行了。如果说“沉默就是拒绝”不能被滥用的话，那么，“沉默必有缘由”这句话倒应当是一种更加有道理的说法。我想，师生关系理所当然地是一所学校里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为什么我们不能稍微耐心一点地了解一下师生关系明显地起了逆转的原由呢？为什么反而死死咬定“沉默就是拒绝”这种带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的判断呢？我当时就颇感困惑，现在依然是不得而知。我尤其难以理解赵骥老师读秒似地在孙老师和我之间询问我：“你回答孙老师的问题啊！孙老师到底能不能带你了啊！？”
我本人始终都坚持认为，处理师生关系，不能简单地采用拳击运动中所使用的那一套办法——裁判员对着倒在地上的那一位读秒：“1、2、3、4、5、6、7、8、9、10”，然后宣布谁胜谁负。拳击场上的人际关系本来就是极端紧张的，是强烈对抗性的，处理师生关系照搬这种做法，本学生实在是感到纳闷得很。
应当是在该次调解会的次日，我又与赵骥进行了联系，赵骥告诉我说，调解会当天的下午孙老师又来过研究生部，仍然明确地表示拒绝带我。我再一次地当场声明，我的沉默不是拒绝，但是没有用处。无奈之下，我问赵骥老师我现在该怎么办，他于是给我说了一通“做学问要敢于坚持真理”的道理，那情形仿佛不单单我应当成为布鲁诺，他赵骥本人实际上已经就是布鲁诺了似的。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如果觉得其他某位老师适合自己，就写一份正式的书面申请给他。他似乎还有些“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说，涉及到孙老师的话语，要注意措辞。我于是在当日就以协商的态度和语气撰写并提交了申请更换老师的报告。
很快，我就递交了申请。因为考虑到“中国古代戏曲史论”专业与我现在所学的“戏剧文化学”专业以及我以前所学的专业比较接近，所以我申请更换到那个专业。
但是，更换老师也不成功，这使得我十分地着急。记得我当时找过张仲年副院长，他在办公室里极其严肃地批评了我之后，要求我继续努力以争取孙老师的谅解。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地悟出，写出更换导师的申请，这实际上是一次上当受骗。很显然，即便是有老师想接收我，他现在也不会接收的，同事之间的情面如何打破？我太天真了，被我们的研究生辅导员“做学问要敢于坚持真理”的辅导给弄晕乎了。看来这个“辅导员”还是改为“胡捣员”比较恰当！
此后，我又做了大量的努力，这其中就包括2002年11月27日提交研究生部的正式的“检讨书”。“检讨书”全文如下：
检讨书
尊敬的研究生部领导：
本校学生钱久元在开题报告中十分错误地将余秋雨教授的名字列入了自己的导师名单中。本学生觉得十分有必要向研究生部作出正式的、深刻的检讨。
其一，我的这种做法侵犯了余秋雨教授的姓名权，因为事先不仅没有与余秋雨教授本人商量，也没有征得研究生部的同意。其动机毫无疑问是企图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企图借用余秋雨教授的大名，抬高自己的身份。其行为不仅仅可耻，而且给其他同学作了坏榜样，影响很恶劣。为此，本学生诚恳地向余秋雨教授表示深刻的歉意，希望他老人家宽宏大量，接受我的道歉。
其二，我的这种做法非常地对不起孙惠柱教授，严重地伤害了孙惠柱教授的心。一年多以来，孙惠柱教授呕心沥血地教导我，使我在学业上和其他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师徒如父子，孙惠柱教授待我胜过亲生儿子，而我却作出了如此不道德的事情。我实在是一个不孝之子，不仅仅对不起孙惠柱教授，也对不起所有关心爱护我的老师们，我有负于他们对于我的殷切的期望。为此，本学生寝食难安，诚恳地向孙惠柱教授正式检讨，请孙惠柱教授接受一个忘恩负义的不孝之子的忏悔。
我能够来到上海戏剧学院学习并且学习到今天，这是经过本人艰辛的努力换来的，同时也是主要地在孙惠柱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以及学校各级领导和老师们的热心关怀下所取得的结果。我一向热切地欢呼江总书记的“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愿意为中华民族的学术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终生学习、奉献终生。但是，由于我自己的忘恩负义的恶劣行为，我现在面临着没有老师愿意带我的窘境。也就是说，我现在面临着失去我的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的处境。所以，为了能够把学业进行下去，为了不辜负党和国家以及戏剧学院广大教师对于我的殷切的希望，我在此再一次地请求孙惠柱教授的原谅，恳请在孙惠柱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我的学业。
浪子回头金不换，本学生决心在今后的学习中坚决地杜绝类似的错误，恳请孙惠柱教授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
此致
敬礼！
学生：钱久元
2002年11月27日星期三
为了学习，不心甘情愿做儿子又能怎么办呢？你们看，认错已经认到这个份上了，然而，事情仍然没有丝毫的转机。
心甘情愿做儿子，这种程度的检讨是一位好心的朋友给我的建议。不，我记得那位朋友的建议还不仅仅是要求我心甘情愿地做儿子，而是要我“心甘情愿做孙子”呢！你看，朋友的好建议到了我这里已经被我打了个大折扣了，后来，也确实有人说我不应该打那个折扣，这搞得我很是窘迫！
我记得我在2002年11月5日把《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开题报告发送给孙老师之后，孙老师告诉过我，说他因为我在该份报告封面上所写的导师姓名有错误，所以，他甚至于都不愿意再看下去了。他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再提起过那份报告。后来，假如我记的没错的话，应当是在我写过上述《检讨书》之后，张仲年副院长向我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要我再写一些毕业论文意向稿请孙老师看看，字数不用多，八九百字就可以了，这样做，一来自己不至于闲着，二来也可能寻找出某种契机以打破师生关系的僵局。所以，我立即展开了这项工作，翻阅了大量的书籍，然后提交了“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性”、“中国古典戏剧中的生命意识”和“论中西戏剧中的生命意识”三份意向提纲，但是孙老师看后，反应冷淡。后来，我又提交了一份简短的论文意向稿，也遭到了否定。
之后，我遇到张仲年副院长，他再一次严肃地向我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告诉我说，孙老师已经明确地否决了的课题就不要再坚持，如果仍然对这些题目感兴趣，可以留待毕业以后做自己的个人研究。他希望我认真地对待我所提交的毕业论文，他并且要求我争取在放假之前做好这项工作。我因此知道了，我所提交的意向稿实际上是被当作正式的开题报告来处理的，于是，我立即紧急行动了起来，又研读了大量的作品以及论文，并且于放寒假之前提交了题为“埃斯库罗斯与关汉卿戏剧作品比较”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到了下一个学期开学以后我才知道，该份报告也被否决。
记得在提交上述报告期间，在一次与孙老师的电话交谈中，孙惠柱老师曾经告诉过我说，他还是认为我最初提交的那篇开题报告《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可以进行。这当然是好事啊，那就继续写那个《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但是，他仍然没有答应恢复对我的论文指导工作。
这么一件“写错”老师名字的事件搞得如此地严重，这确实让我始料不及。尤其让我困惑的是，我在有关老师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一秒钟也没有耽搁，马上就答应要改过来，但仍然不被允许。何况，我在此后又“检讨”过许多次，包括写正式的检讨书，还托人求情，还登门当面道歉……
作为一个学生，谁愿意跟自己的老师过不去呢？何况，刚刚入学的时候导师对我那么好，还主动借钱给我以救燃眉之急。确确实实，我对导师已经不是一般性地怀有敬意，而应当说是怀着一种感恩之情的啊！
就在2002至2003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前的几天，大约是在2003年2月下旬，我刚刚返回学校就遇见了辅导员赵骥，他口头通知我，说学院已经作出了要我退学的决定，因此，开学之初的例行注册手续他就不能给我办理了，甚至于我在学校的住宿都将成为问题。
遭遇退学决定之后，当我看见赵骥那副得意的样子，当我看见他那虽然胖墩墩但依然能够骑在自行车上在校园里快速灵活地移动着的身子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所谓“做学问要敢于坚持真理”之类的话是一种多么大的圈套！我相信孙老师也是有些希望在那次调解会议上“和解”的，某种看不见的势力应当也知道这样的情况，所以来了个车轮战术，让赵骥连哄带骗地再加上一把劲，让已经有了一些“和意”的局面彻底地被破坏掉了。
我当时当然很容易上当。因为师生关系搞成了那么个样子，即使是在调解的时候，孙老师的口气依然是那么地强硬，所以，我的担心也不是没有缘由的，我担心的就是暂时性的调解成功可能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担心以后还会出事。我于是犹豫不定，不敢马上对“你看看我还能带你吗”的逼人似的追问给出明确回答。难道对于学生的这些担忧，老师们和学生工作者们就不能有所理解吗？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去理解，而是立刻就认定我这是在拒绝，仿佛生怕我不作出这样的“拒绝”似的。随后，校方就作出了要我退学的决定，这也仿佛是生怕来不及作出这种决定似的。
古语说得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些人为了要把我赶出校门，他们不仅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里面找茬子，而且，他们的手也许伸得更长更远。
记得有一天，我到研究生部办什么事情，应当也就是有关恢复正常学业之类的事情，辅导员赵骥言谈之间忽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你的母亲都不说你的好话，那还有谁会说你好呢？”他的眼下之意我知道，那就是要证明我这个人不是个好人，正因为不是好人，所以才会造成老师不愿意带我的结局。为什么我不是好人呢？根据在哪里呢？其实其它的任何根据都不需要了，你看看，你的母亲都不说你的好，所以你当然也就是不好的啦！
我听了他的话之后感到极为震惊，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是不是应该可以父母说了算呢？当然，这还并不是最令我震惊的，最令我震惊的是我现在终于知道，知道了为什么近期家人对我的态度如此地异常，原来，黑手早已经在什么时候伸向了我的家乡，伸向了我的亲人！我的母亲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能够把自己的名字写对就算是不错的了。我的父亲虽然也算是粗通文字，可为人很厚道，很朴实，不擅于跟邪恶的阴谋家们打交道。某些点子很足，笑里藏刀的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借口流窜到我的家乡？他们又是如何诱使我的至亲的亲人说我的坏话的呢？！
之后，我也曾经试图了解有关情况，但没有成功。所以，我现在想，要么就是赵骥他在胡扯，要么就是前来诱使我的亲人说出对我不利的话的人有着极其精明的手段，能够杀人不见血，能够离间人家的至亲骨肉之间的关系而却几乎不留下什么蛛丝马迹，甚至于能够让做母亲的不情愿把事情重新提起。我这样的怀疑不是没有依据的，现在不就有着这么样的一个博士吗？他不是刚刚被某某人“做学问要讲求真理”的“辅导”给“胡捣”得已经到了学籍难保的地步了吗？！中华名校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都被他骗得团团转，何况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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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7:5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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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 跌跌撞撞入上戏 宁日不多阴云起
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确实不容易啊！这可是一所专门培养“明星”的学校，是所谓的“造星工场”。所以，困难和阻力之大，朋友们可想而知。
记得在报名的时候，我跟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聊得还好，我留意着他们的表情，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这使得我增强了报考这个学校的信心。但是，在考试的过程中我却感觉出了某种不对劲，有位老师在考试的间歇期间竟然向我明示我是不可能考上的。而且还有一些“小事”也有些值得寻味。
在考试过程之中，在这所学院的图书馆大楼底楼之一角所设立的考场里，蚊子们很是猖狂，拼命地叮咬。一位研究生招办的人不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她还首先提出，问我们要不要用一些蚊香什么的驱赶一下蚊子。我们当然希望如此啦！尤其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血型的缘故，我特别招蚊子，所以我非常赞同她的这个提议。然而，随后，我们左等右等却等不到驱蚊蚊香、驱蚊液的到来，分别为五个科目的五场考试，总共考了两三天时间，但是，一直到最后一场考试的最后一分钟，我都是在上海戏剧学院热情的大蚊子们的殷勤伺候之下完成试题的。你们看看，怪事情往往就体现在一些小事情小细节上面啊！呵呵！未入上戏，首先就用自己的鲜血宴请了上戏大蚊子达五餐之多！
我记得那段时间我正在向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25号”工作人员反映情况，虽然直接的、主要的投诉对象集中在上海水产大学，但是，既然又发生了新的情况，而且我当时又觉得新情况的产生很可能也与水产大学有瓜葛，所以，我当然也就把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这些我觉得有些奇怪的事情顺便地反映给了“25号”。但是，我不是很清楚我的反映起了作用没有，更不知道起了多么大的作用，我只是记得，也许就是在我最后一次找那位“25号”反映情况的时候，他问我戏剧学院考上了没有，当时，我如果还没有领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的话，那至少是已经感觉录取比较有希望了，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他似乎露出了颇感欣慰的神情！……
总之，我后来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不过，我的专业被调换了，我原来报考的是“中国戏曲史论”，这个专业的导师是我国著名戏剧专家叶长海教授，而现在则被调剂到了“戏剧文化学”专业。“戏剧文化学”专业博士点的导师是我国著名的戏剧专家余秋雨教授，我记得的，在这所学院当年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面写得非常清楚。我得到这个消息当然十分地高兴，我当然愿意接受上海戏剧学院的调剂专业的安排，因为我珍惜一切的学习的机会。我实际上是带着感激的心情来到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已经沦为一个叫花子的我一下子成为一名艺术类院校的博士生，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呢！？
但是，当我刚刚从苏州河边那间狭小灰暗的棚子里搬出来，搬进了延安路上刚刚建成的恢弘气派的“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公寓”，坏事情又来了。在入学体检的过程中，他们说我什么什么的指数偏高，那就是有肝炎的可能性啊，是要被隔离进行体格复检的。
因为不断地要报考学校，在报考上海戏剧学院之前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估计差不多我平均每年要经历一次体检，所以，我实际上经常进行体检，不仅报名的时候要体检，入学之初还要体检，入学之后还有义务献血体检。在历次的体检中，不仅每次都没有问题，而且，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的时候，我的血液还是数十名研究生当中唯一达到献血要求的呢！既然每次体检都没有问题，怎么偏偏在我最不希望出问题的时候检查出了问题？怎么偏偏在我最需要有一个新的学习、生活环境的时候我的血液却跟我过不去？我当时真的很郁闷，很困惑，我的好血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坏水了啊？！
偌大个上海，我可以把我的郁闷和困惑向谁诉说呢？我记得当时我跟常留柱老师诉说过，我告诉他我近期不大敢去他那里旁听他的声乐课了，因为我担心有肝炎的可能，怕传染给他以及他的弟子们。但是，我也向他表示过我的郁闷和困惑，觉得自己好像不大可能有血液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告诉他，告诉他我怀疑是有人故意作梗。你们看看，我这个时候几乎跟常教授无话不说，确实，我早已把他看作我的“亚父”了。
后来，经过静安寺附近的静安区某家医院的两次复查（规定是要复查三次，但我印象之中好像是仅仅两次就结束了），都证明我确实没有体质问题，这样我才被解除了隔离，开始了别人已经先行开始了的学业。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么一天，天气不错，我走到上戏校园里别致的办公楼旁边，在那里遇见了当时的研究生部主任丁罗男教授，他和蔼亲切地告诉我：“你可以去上课了。”我当时非常感激那位丁主任，当然，我也感激上海戏剧学院所有的人，我觉得是这里的人们拯救了我，把我从蔬菜水果鱼虾地摊子旁边带进了一座神圣的艺术殿堂，给予了我一次全新的学习的机会。我可以重新打造自我了。这简直是太好了！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算是真正地考取了博士研究生，直到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真的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学生。看来，破坏势力被正义的势力给镇住了！不过，我的这种好感觉也许是比较廉价的。虽然我的血液实际上并没有问题，我也最终通过了体检，不过，比起其他的新生来，我还是被医生多扎了两针，多抽了两针管的血啊！另外，我的这种好感觉不仅廉价，也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没过多久，上戏的天空就阴云密布了。
刚刚进入上海戏剧学院的我，显然是得到了不少老师的照顾，这包括我当时的导师孙惠柱。我记得，就在刚刚住进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公寓（即“尚熙大厦”）的时候，孙惠柱老师有一次来寝室找我，临走的时候他塞给我一封信，要我待会儿再拆开看。孙惠柱老师走后，我拆开一看，原来是六百块钱，显然，是他已经知道了，知道了刚刚进入上海戏剧学院的我经济上极端地拮据，所以资助了我一下。我当时是非常地感激的，所以，当我听说孙老师的母亲得病住院的信息的时候，我也多次主动请求去帮忙护理。虽然孙老师后来并没有要我去护理，但是，我确实是怀着报恩的心情主动地提出这种请求的。
应当就是在我进上戏读书的第一学期，孙惠柱老师的两部剧作几乎在同时排演，一部叫做《生日谋杀案》，好像完全是由上海话剧中心排演的；而另一部叫做《秋千情人》的剧作则是由话剧中心出人民营大老板出资进行排演的。孙惠柱要我去到他的《秋千情人》剧组帮忙，我知道，参加这样的工作并非教学上必须的安排，孙老师主要是想在经济上帮助我。确实，我不仅可以通过参与剧组的工作了解戏剧排演是怎么一回事情，在帮忙的过程中，我至少还可以吃上一顿免费的工作餐。
总的来看，我的博士研究生生涯算是开局良好，不过，这种状况却并没有维持多久，事情的苗头很快就不对了。这种不好的苗头是从我所参与的校外活动——《秋千情人》剧组工作开始的。
有一天，导演雷国华召集全剧组成员开会，我记得主要是由她本人进行“导演阐述”，我也参加了。会议结束之后，应当就是在次日，剧组成员陈铁钢突然来电告诉我，说开会的时候有一台录音机不见了，问我有没有拿。我知道有那么一台录音机，应该还是一台比较小巧别致的录音机。我印象之中好像雷国华导演曾经提到过要我用那台录音机对她的“导演阐述”进行录音，也许是由于她又安排了我其它的事情，或者由于其它的什么原因，那台录音机后来在会场上并没有传到我的手里。一般的情况下，我对于导演的工作安排是“言听计从”的，所以，当时如果我认为导演很强调地要求对她的发言进行录音的话，我是不会不去做的，所以，显然是由于某种特殊的但我现在已经无法清楚地回忆起来的原因，导致了那台录音机在会议进程中没有传到我的手上。所以，即便是有人进行了录音，那录音者也肯定不会是我。但我印象之中，在会议的进展过程中我是看见了那台别致的录音机放在了某位参会者的桌子上的，而那位参会者是谁我也无从记得了。
即使确实有小偷，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也是不应该胡乱怀疑吧？如果我想偷窃，我在剧组排演过程之中能够接触到很多比那台录音机值钱得多的东西，那么，我为什么不偷更加值钱的东西呢？某些人到底是怎么考虑问题的呢？我记得，当时，上海话剧中心的舞台美术设计师陈铁钢的话语之中就明显地带有对我的怀疑，他甚至于提出要叫警察到上海戏剧学院搜查，还说这是雷大导演的主意！我对陈铁钢、雷国华以及剧组的其他人员都是很有信心的，像他们这样的高层次的文化人，我不相信他们会为了一台录音机而干出既丢人又不明智的事情。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比他们的层次或许还要高那么一些呢！至少我的学历比他们高出一大截，我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就遭到怀疑呢？为什么昨天还是大哥长二哥短的，晚上睡了一觉醒来就陡然变脸，动不动还要把警察给抬出来吓唬人呢？我当即告诉陈铁钢，我非常欢迎警察们的到来，我希望他们来得越早越好，我还请求他不仅要把警察叫来，还应当把新闻记者叫来。我告诉他，既然他们怀疑我这个人是小偷，那不仅应当让警察来教训我，还应当让我身败名裂才对！其实，我之所以要他把新闻记者也招来，实际上是我因为我对警察也很担心。警察就一定是公正的吗？叫来几个记者，其目的是为了监督警察。多几个人在场更容易获得公正，多几个人知道事情也许更便于处理，所以我随后还把此事向孙惠柱老师以及负责我们研究生工作的张璟老师反映了一下。
此事不久就过去了，大约三四天之后，他们不再来找我了。记得孙惠柱老师后来好像告诉我，说剧组成员后来找到了那台录音机，但具体怎么找到的他没有告诉我。我于是又向陈铁钢、雷国华等咨询，咨询他们是如何找到那台录音机的，他们这个时候却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了。我还记得在我的追问之中，陈铁钢先生好像说是会议召开场所的服务员后来发现了那台录音机。我一再地要求他们履行让警察介入的诺言，他们依然是支支吾吾个不停，不知道他们在整个“破案”过程中到底请来了警察没有。
此事发生之后，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去《秋千情人》剧组了。虽然帮他们干了很多的事情，我也没有再向他们要工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咱不跟他们打交道了还不行吗！我记得最后正式排演的时候雷国华多次通过陈铁钢要我返回剧组，但我没有接受。我到现在都还不大明白，他们实际上还是需要人手的，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我相信，稍微有些见识的人都不会那么轻易地去怀疑一个在读的博士生会去偷窃一台小小的录音机。
此事来得匆忙，取得也很蹊跷。唉！上海话剧中心的伟大的艺术家们啊！您们既然那么有勇气去怀疑一个人，那就也该有勇气把结果明明白白地告知天下。要做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艺术家啊！
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我记得孙惠柱老师既没有明确地表示怀疑我，也没有明确地表示信任我，我觉得他的这种态度还算是中庸持平的，他大概也只能保持这样的态度。事情平息之后，他告诉我说：“警察就可以随随便便地进出一所大学来搜查学生宿舍了吗？没有院长的批准，他们敢来搜查吗？……”他的这句话说得我心里漾起一丝温暖，我也因此对上海戏剧学院当时的院长荣广润肃然起敬了起来。我想，也许正是他的努力使得我此次没有和警察照面。说句老实话，虽然我口头上要陈铁钢赶快叫来警察，但实际上我是很不希望警察介入的，我记得，当我刚刚怒火朝天地同意了陈铁钢叫警察来搜查的建议之后，我立刻本能地全面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房间。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已经觉得这种事情的出现本身就有些奇怪，我担心会不会有人想要故意嫁祸于我。您们想想看，假如真的有人事先通过什么渠道把那台录音机塞到我的某个箱包里，然后《秋千情人》剧组有个什么什么人来电说他们丢了某件“宝贝”，准备叫警察来搜查，那么，我真的能够洗刷自己的清白吗？现在想起这么一件事情来，我真得还有一些心有余悸，我的漫长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我恐怕真的没有办法洗刷自己的冤情。至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那还是不要在这里说了吧，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够悟出一些此中的道理。
我现在想说的是，假如那次所谓的录音机失窃事件真的是有人在故意设局整我，我还要感谢那位出面设局的人呢！感谢他没有把此局设计得太死，最终给我留了一条生路，否则的话，我将被迫卷入一场不该发生的冤案。倘若真的如此的话，即便是最终洗刷了冤情，我也会白白地损失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真到了那个时候，会有人来赔偿我的这种损失吗？谁又能够赔偿得了呢？
不仅仅在上海话剧中心出了麻烦，在上海音乐学院常留柱老师那里，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
刚刚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不久，我还不断地去上海音乐学院去听课。实际上，由于生活比较稳定了，或者说是有了明确的人生目标了，我去得更勤快了。记得就在入学不久的一天，当我去上海音乐学院常留柱老师的声乐课堂听课的时候，他很奇怪地对我说：“……一年以后再谈恋爱……”我当时很是惊讶，因为我当时也已经是三十五岁左右的岁数了。流浪的三年之中当然难以解决对象问题，现在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人生有个初步的转机，我当然迫切地希望解决个人婚姻问题的啦，他这位老人家怎么会忽然要求我一年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呢？记得当时我几乎是本能地回答：“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我也记得此话似乎还没有说完，常老师就又很奇怪地回了一句：“那就两年以后再解决吧！”我只好沉默了。
曾经是很天真单纯我，现在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已经能够揣测出一些常留柱教授的意思了。不过，我确实没有严格地遵照这位前辈的劝告，准确地说，当时的我觉得前辈的这一要求有些似乎很难严格地执行。虽然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意识到常留柱教授的话可不是说着玩的，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似的玩笑。我也确实不断地在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尽可能地控制住自己本能性的思维，尽力地不要去思考婚姻问题，不要去想女孩子，甚至于不要在美女如云的上戏校园子里作看似多余性地转悠，但是，我这个人好像确实是非常地不中用，我没有能够很好地控制住自己，没有能够完全禁绝自己在上海戏剧学院袖珍式的校园里回应女同学们的招呼，甚至于有时候嘴巴还不听使唤地和女同学“多”聊上了几句。我真是愚蠢！我真是一个蠢才！
也许是受着本能的驱使，也许在社交场合难以避免对熟人的招呼进行回应，我确实难免不与女孩子们说上几句话。不过，仅仅这么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尽管我自己还在为自己辩白，告诉自己：“旁观者应该清楚，和女孩子说上几句话并不等于谈恋爱”，但是，我现在想来，我的这些辩白实在是有些掩耳盗铃，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确实，说句老实话，在一定的程度上，我当时的这种辩白不仅仅是在哄骗别人，也是在哄骗自己。实际上的情况是，我当时尽管很强烈地压抑着自己的本能性的情感，但没有一刻不希望尽快地遇到一位自己的红颜知己。假如当时真的有一位女孩决定要跟我好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花喜鹊，尾巴长，看见了媳妇忘了娘”，有人看见了女人连亲老娘的嘱咐都能够忘记掉，那我……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看来，我将要遭受惩罚，那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了。我现在有时候真是有些恨自己，恨自己怎么那么没有理性。倘若我能够坚持一年或者两年不谈对象，那么，也许以后的曲折可能就不会那么曲折了，也许恶魔的黑手从此就由于某种微妙的难以言传的原因不好意思再伸过来了。
然而，我心里又确实很是矛盾，假如真的再让我回到刚刚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的那个时空，我恐怕还是无法绝对地管得住自己！朋友们，我真的很想知道，假如你们处在我的位置，假如有人劝你们一年两载不谈对象，你们能够做得比我更好吗？！
我当时也曾经想到，是不是我这个毛头小子不小心在什么场合又惹得常留柱教授不愉快，就像当年惹得中央音乐学院吴天球教授和辽宁省委党校张一波教授不愉快那样，然而，我思来想去，实在是觉得自己没有在常留柱老师那里说过什么太不恰当的话做过什么太不恰当的事情，以至于他要判我一两年“禁恋刑”。实际上，我不仅不想惹得常留柱老师不愉快，我的内心深处对常老师感激得要命。我感激他让我年复一年地免费旁听他的声乐课，我做梦都希望讨好他，做梦都希望让他快乐！
时间应当是在我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的第一个冬天，有一次，我偶然得知常留柱老师的生日是12月27日，我掐指一算，常老师的70岁诞辰日快到了！
在常留柱老师70大寿即将来临之际，我想，我拿什么来感谢常留柱老师呢？我用什么来表达我对常留柱老师的敬仰呢？他让我听课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他不仅一分钱的听课费都不要我交，而且，我能够看得出，他从来也没有想要收我听课费的意思。我当时当然经济上非常地困难，虽然有两百六十多元的助学金，但也仅能糊口而已。所以，如果常留柱老师准备收取我旁听他的声乐课的费用的话，那就等于拒绝我去他那里听课。而尤其令我感动得是，在上海音乐学院教学大楼里，在他那间1122号琴房狭小的空间里，他对于我几乎每周两三次地闯入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耐烦，而且总是很客气。你们不觉得这些很令人感动吗？！说老实话，在那样的情况下，如果常老师稍微有一丝的不耐烦，或者稍微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乐意，那么，我都会明显地感觉得到的，这都会使得我在他的琴房门前徘徊不前以至于最终退缩。这就如同一个畏缩羞怯的乞讨者不能不一刻不停地留意着豪宅主人的表情那样。所以，我当时暗暗地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放弃这一次表达我对常留柱老师感激的机会，绝对不！于是，我向他的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建议，建议给常留柱老师过一个快乐的生日晚宴。
我记得，我和常留柱老师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弟子们总共大约十来个人，我们每人凑了一百多块钱，在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中间地带的一家叫做“申申酒家”的酒楼里举办了我们庆贺常老师生日的晚宴，我们请来了常留柱和他的爱人郑金香老师。那一天我们是愉快的，那一天我们会终生难忘的！
是啊，我，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们，我们曾经和常留柱夫妇那么愉快地在一起，您们说，常留柱夫妇何苦要命令当时已经三十五六岁的我禁欲一两年呢？！
“秋千情人”剧组财产失窃事件应当算是发生在校外，要我莫谈恋爱的常留柱老师的工作单位也不是上海戏剧学院，不过，战火快要直接地燃烧到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里面来了。大约在入学仅仅半年之后，我就开始发现，我的博士学位导师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前面已经说过，在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之后的三年流浪期间，我曾经悟出中国古典戏剧与中华古“乐”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准备给中国古典戏剧取一个“乐剧”的学名。随着时光的推移，我的思考也越来越成熟，2001年，在报考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卷上，本人就已经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有关从“乐”文化的背景来研究中国古典戏剧的基本观点。进入上戏之后，我很想把这方面的问题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的内容来写，可惜，《乐剧的诞生》这个大标题都已经拟订出来了，但却遭到了反对。实际上，事情甚至于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只要我的论文稍微与这个问题沾边，就会遭到毫不留情地反对。
在与导师接触的过程之中，我很惊讶地发现了这种非常令人费解的情况。当时，导师也把反对我的理由也提出了一些，那主要是，他认为“乐剧”这个名称听起来会与“粤剧”或者“越剧”混淆。但我觉得，即便真的是这样，也不至于要反对我的整个论题计划吧？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导师坚持认为在上海地区的剧场研究方面寻找博士论文课题比较好。在申报一个上海市科研课题的过程中，我曾经提出一个研究上海地区的剧场问题的计划，虽然那份申报并没有成功，但是，导师却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我在剧场研究方面确立毕业论文课题，后来还进一步地要求我干脆就写“上海大世界”得了。
我虽然并不很想写剧场，更不想单独写上海大世界，但是为了完成学位论文，我还是决定按照导师的要求进行。然而，即便是这样，我的论文设计仍然是一波三折。我第一次前往上海大世界了解情况的时候就出了麻烦。上海大世界的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地粗野，我连这家文化娱乐场所的大门都没能进去，而且我还被告知，有关上海大世界的图书已经出版了不少了！我记得很清楚，在我返回的路上，就是在上海市市府广场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子里，我给导师打了电话反映了这种情况。我本来以为导师会很同情我，或者至少会安慰我几句，因为我去上海大世界做学问却碰了一鼻子灰，被人粗暴地对待了，然而，导师的态度却比大世界工作人员的态度更加令我难受和不安，他突然跟我大发雷霆……
不论是对于大世界的工作人员，还是对于导师，不论他们怎样地发火，我都耐心地听着。导师话语中的意思是我故意地跟他过不去，不想写他安排的题目。他还说他原本是准备先发一份正式的信函去上海大世界的，但是，我此次去上海大世界之前也是事先就告诉过他的，是与他协商好了先去看看再说的。
即便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也没有表示要放弃上海大世界课题，我后来正式向导师递交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题目是《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这也就是说，大世界不仅要写，还将成为我的毕业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由此也可以看出，我是遵照了导师要我把上海地区的剧场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的要求的。
看来，在上海戏剧学院我是没有办法正式做《乐剧的诞生》这个课题的了，我的“乐剧”理论是无法在上海戏剧学院诞生的了。张仲年副院长以及其他老师也表示过，既然导师这么不喜欢我的这个课题，那就毕业以后再研究吧。我虽然心有不甘，但出于顺利完成三年博士学业的考虑，我是不愿意也不敢跟老师顶撞的。
如果说上面所述的这些事情都还不算太大，也许只是暴雨之前的风声和阴云，那么，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等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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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7:5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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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 落魄岁月歌声少 “生命之星”依稀照
记得就是在暂住租住在凯旋路附近的那一阵日子里，有一天，我从媒体上得知，吴天球教授已经来到了上海，而且正在上海大剧院里举行演出。我也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念头，居然想到要给吴天球教授打了一个电话。在我租住的房子附近的一个小小的杂货店里，我多少是带着一些试试看的心态拨通了上海大剧院的电话，实际上，我估计我不可能找到他，也许工作人员根本就不会帮我去找他。大概是正好打到了某个后台演员休息室，不知道是工作人员还是某个演出人员首先接了电话，我问吴天球老师在不在，却没有料到吴天球教授就在旁边。本来是自己多事要给吴天球老师打电话，但是，当电话真地接通了之后，我又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记得，还是吴天球老师的平易近人使得通话得以进行，否则的话，我有可能立刻就把电话挂断，因为觉得自己实在是有些唐突。
可不是吗？在当时，我大概已经失业流浪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了，已经成为比较纯粹的流浪汉了，我还可以像从前跟他学习声乐的时候那样跟他说话吗？面对着一个冷不丁地找上门来的流浪汉学生，难道吴天球老师不会觉得有失身份吗？一个街头流浪汉居然想要巴结著名的皇家音乐学院教授！一想到这里，我不仅仅觉得自己唐突，甚至于觉得自己的行为简直都有些可耻！
感谢上帝！一接过电话，还是像过去一样，吴老师首先用他那音色圆满的男中音说一句：“您好！”吴天球教授的平易近人，吴天球教授关切的话语一下子温暖了我的心，使得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仿佛又回到了刚刚从安徽省教育学院毕业时去北京跟他学习声乐的时代，我甚至于觉得自己又一次地来到了吴天球老师的家里，又一次地站在了吴老师家的那一架曾经凝结着我青春梦幻的钢琴旁。
我记得，我和吴天球老师愉快地聊了一会，但是，当吴老师问到我的近况如何的时候，我再一次地落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之中，就像刚刚把脑袋伸进沙土之中仅仅享受了片刻的超脱现实的快乐的鸵鸟一样。我记得我只能支支吾吾不太好意思地告诉他，告诉他我还没有找到工作，告诉他我正在上海的大街上四处晃荡。我记得吴教授好像是很惊讶地说了一句：“……还没有找到工作啊！？”他的惊讶的语气已经告诉了我，他应当是知道两年没有找到工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窘况的，所以，似乎也无需我多说什么了。
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不太清楚，我当时怎么会突然想到要给前来上海大剧院演出的吴天球教授打电话的，说我那是在无事找事可以，说我那是在高攀名人也可以，不过，我觉得这些解释似乎都不是非常合适。更好一些的解释或许可能是这样的。梦想破碎之后会有散落满地的碎片，希望焚毁之后会有残留满地的灰烬，有些人倾向于选择回避这满地的碎片和灰烬，有些人则倾向于正视这些碎片和灰烬。而我的，也是在不断地回避着的，我记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我的破电视机里一看见有歌手在演唱，心中就有一种隐隐作痛的感觉，立刻就调换了频道。不过，至少是在那一天，当我得知吴天球教授正在上海大剧院演出的时刻，我没有回避。而且，我相信，我不仅在那一刻没有回避，相反，我从散落满地的碎片和灰烬之中又似乎重新回想起我的那些曾经做过的梦，又似乎重温了一遍我的那些旧日的希望。我仿佛又一次地望见了我那自从少年时代就已经布满星斗的天空，我的心头又泛起了一种甜蜜的感觉，尽管这种甜蜜之中掺入了太多的辛酸和苦涩，尽管这种已经变得酸苦了的甜蜜只是昙花一现。仿佛是发自连我自己都不曾了解的灵魂的深处，我在默默地祈愿，我祈愿，我还能够从那旧日的梦想之中找寻到一丝的快乐！
是的，在考入戏剧学院以前，在长达三年的流浪岁月里，在忙于糊口的日子里，在那前途迷茫的时代，我都并没有把音乐从我的生命之中彻底地抹去，我常常抽出时间跑到常留柱老师那里去旁听他的声乐课，这就是一个证明。不仅如此，我想，我冒冒失失甚至于可以说是莫名其妙地给到上海进行演出的吴天球老师打了个电话，这也许更能够说明我骨子里面的对于音乐艺术的挥之不去。不过，我自己却很少唱歌，这却也是事实，我去常留柱老师那里也仅仅只是听课，我记得在他那里几乎从来就没有张开嘴唱过哪怕一首歌，而且，回到我那暗淡的出租屋里，开口唱歌，那是极其偶然的事情。
为什么呢？我想，这里的原因也许很多。例如，我可能担心吵了邻居，因为周围的住户挨得很近。又如，我忙于生计，没有时间唱歌。那些日子，我常常很是疲惫。因为卖水果蔬菜水产之类的东西必须要早早起起床，赶早去批发市场进货。我记得，我有时候甚至于夜里十二点多就起床，骑着一辆一位好心的同学送的旧自行车，出没于分别位于大渡河路、曹杨路、铜川路上的蔬菜、水果、水产批发市场。从批发市场回来以后，有时候还能再睡上一小会，但必须在天即将放亮之前把地摊子摆好，否则的话，错过了赶早出门买菜的第一批顾客，那一天的生意就算是错过了一大半了。不过，毫无疑问，使得我极少张嘴唱歌的原因应当主要还是在我的心理方面，歌唱，它既能给我带来快乐，也能够引发我许多不愉快的回忆。
我想，一定有人早就感到奇怪了，奇怪我说话前后矛盾，或者说是前言不搭后语：“你在前面的文字中时而说自己已经对学习歌唱失去了希望，甚至于早就把学习歌唱的梦想给埋葬了，但怎么又时而说自己与声乐界有所联系，还去音乐学院听课，甚至于哪怕仅仅与往日的声乐老师挂了个电话就能够获得如同吸食了海洛因般的快乐……你到底是放弃了声乐还是没有放弃？”是的，你们质疑得对，我前面的叙述，在某些地方似乎确实有点像是一团纠缠不清的乱麻，可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那原本就是一团极其混乱的乱麻啊，你们如何能要求我把它“纠缠”清楚呢？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有时候实在是很难明确地告诉别人，很难明确地告诉别人我到底是忘记了声乐还是仍然在惦记她，很难告诉别人我究竟是放弃了歌唱还是依然盼望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我想，我也许只能这样说，我常常是在忘记与惦记之间徘徊不定，我常常无奈地放弃了又马上重新拾起。我的梦想就像狂风中的烛火一样闪烁不定，似乎即将熄灭，似乎已经熄灭，但即便是一时熄灭了，它却又不怎么甘心……
是的，虽然我自己极少开口歌唱，但我却常常在心里默默地歌唱。我至今都还深深地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日的夜晚，在一天的辛劳奔波之后，我独自徘徊在苏州河边。我光着臂膀仰望着漫天的星斗，它们是那么地高远，这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茫然，我找不出这漫天星斗中的哪一颗依然属于我，她暗淡下去了吗？她隐匿起来了吗？她消失了吗？想着，想着，我的耳畔又似乎回想起我自己多年以前就十分喜爱的一首歌曲——《生命之星》的动人旋律：
当我少年的时候，
我曾经苦苦地追求，
但那生活的浪花，
汹涌的浪花，
却把我带进了滚滚洪流。
……
是的，我记得，我在合肥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这首歌，可是，我当时却并不很理解这首歌曲的含义，只是觉得旋律很美而已。在那个炎炎的夏夜的星空下，我顿时觉得自己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这段歌词有了如此深刻的体会。
……
在那黑夜漫漫的时候，
我心中充满了忧愁，
而我心中的火花，
不息的火花，
却总是燃烧我的心头，
……
我一时情不自禁地小声哼唱了起来，然而，我的歌声却越来越迷茫。是啊！我心中的火花呢？它是不是真的快要熄灭了！？那“不息的火花”啊！它真的还能够燃成熊熊烈焰吗？它真的还能照亮我黑夜般的人生之路吗？！
……
我走过漫长的路，
寻找我那失去的梦，
寻找我那失去的梦。
……
唱着唱着，我的声音越来越小了，直到我完全闭上了嘴巴。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另一种声音却轻轻地响起，一种似乎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它还从隐隐约约中逐渐变得清晰：
……
如今你终于回到我身旁，
如今你终于照耀我心上。
啊！生命的星啊，
啊！生命的星啊，
请你不要离我去远方。
……
我很快地就又发现，这声音其实并不遥远，这声音虽然不是发自我的喉咙，这声音却是就发自我的内心，发自我灵魂的深处。对了，我那青春时代的梦之火花，它一定不是发自狂风中的残烛，它是发自高挂苍穹的星斗。我的失去了的梦，我那失去了的金色的梦，它或许真的还能够重新回到我的身旁吗？！
虽然我没有像过去那样，像过去那样张开喉咙放声高歌，然而，我却觉得，觉得自己那充满期待的歌声响彻了星空，响彻了宇宙！
苏州河上空的星光啊，您是在教我怎样上课吗？您想告诉我的是声乐课堂不应当仅仅局限于音乐学院里的琴房吗？您想告诉我万事万物都是我的老师，宇宙苍穹才是我最好的课堂吗？苏州河上空的星光啊，您是在教我唱歌吗？你在教育我不仅仅要用喉咙去唱歌，更要用心灵去唱歌吗？
也许，当苏州河的河水不再浑浊的时候，我的暗淡的星光就会发出无比璀璨的光芒！也许，我的生命之星不会永远地如此高远，那璀璨的星光终将为我架起一道金色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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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Ҫ質ǮԪʿԴѹ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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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7:56 p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3:30 am 11950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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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Ҫ質ǮԪʿԴѹ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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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7:55 p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3:30 am 11978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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ʮ ڳ Ҹ跿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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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Ҫ質ǮԪʿԴѹ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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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7:55 p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3:30 am 12053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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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 最恨水大小人多 遂向纪委把状告
流浪期间，我最憎恶的也许就是上海水产大学，因为正是他们直接导致了我人生的大波折的。尤其是当我想到他们很可能在我辞职之后依然在对我使坏的时候，我的憎恶就会达到顶点。例如，我就觉得他们很可能在我的户口问题上做过文章。
提到我的户口，我也有些感触。我这个很想在学业上有所发展的人，其实并不在乎什么户口。我只是担心，上海水产大学会不会把我搞成了黑户口！我是直接从上海水产大学把户口迁入中山西路620号的上海人才市场的，我当时就被这个人才市场的人员的解释搞得很糊涂，有人说我这种情况要找工作必须领《劳动手册》，可是，我实际上又领不到那份手册，具体是什么原因我都忘记了。不过，对于未能发给我《劳动手册》，有关人士也是自有解释的，尽管这种解释只能把我的脑袋解释得越来越晕晕乎乎。
后来，应当就是在我求职上海虹桥机场学校失败之后，有一次我来到上海人才市场办事，我偶然地与该市场的一位领导聊起天来，当我提到我的原单位上海水产大学的时候，我一时愤慨，于是就把包括所谓的“小金库”事件在内的那些事情说了出来。我当时只是出于一时的愤慨，没有想得太多。但是，这之后的一些变化却让我陷入了沉思。我很快就有了《劳动手册》，而且，这个人才市场还专门通知我（我记得是通过我的房东）去办理社会保障卡，听说，有了那张卡才算是有了上海户口，也有人说有了《劳动手册》才算是真正地有了上海户口，而此时我已经流浪了大约两年半的光景了。
是不是有人在背地里跟这个人才市场进行了暗中的交涉，当然，也许是似明似暗的交涉，以制造种种我所无法知道的理由把我的户口给“黑”了起来？在得知了耨某些真实情况之后，是不是那位人才市场的领导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而又立刻进行了补救呢？我记得，后来我打听过上海人才市场那位同志的名字，当时那位同志不在，旁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外出出差去了，好像说的是去了福建，还说他叫“陈明荣”（音）。这个名字与上海水产大学的“任明荣”老师（我离开上海水产大学之前他任人文与基础学院党支部书记，我离开之后听说他改任该院的院长了）的名字很接近。如果他确实叫“陈明荣”，那就确实是一种巧合，但是，若他实际上不叫这个名字，那么，这就很有可能是有人在暗示我，暗示我是由于某些人的努力才解除了我的“黑”户口状态。上海水产大学任明荣老师是一位好心肠好脾气的老师，是我一直都很敬重的老师，我在上海水产大学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好心的知情者，我分析得有些道理吗？！
我在流浪期间，也曾经有同学示意我，说户口不能够确定在哪里，又没有固定的住房，那就有可能被警察押走！也许，邪恶的家伙能量还不够大，也许由于某位与之有关的大人物还存有一些正义、善良之心，否则，我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后的三年恐怕就不见得是“流浪”两个字能够涵盖的了。
在摆地摊子谋生期间我还多次去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访办告过状，因为我越来越觉得上海水产大学可恶。我觉得，那个学校既然在我离开之后还不肯放过我，那么，它的诸多问题我当然也就不会不让上海纪律监察部门知道的了。
是的，尽管我当时怀疑的方向有很多，但是很显然，上海水产大学是我当时最为怀疑也最为厌恶的一个地方。我记得当时就有人跟我讲过，说上海水产大学是注定了不会说我的好话的，这是因为，假如它说我的好话，那就意味着它是把一个好人扫地出了门，这不是等于在揍它自己的嘴巴吗？此说很有道理，我是相信的，但是，我可能低估了上海水产大学某些人邪恶的程度，以为他们也只会一般性地说一些诸如“钱久元这个人有些好高骛远不着实际”之类的话，没有更早地想到他们很可能在我失业之后还会落井下石。我是在求学、求职不断地遭遇挫折之后才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么一点。唉！我真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把人心设想得更邪恶一些呢？
尽管我无从确切地知道上海水产大学在我失业之后具体都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我当时坚信，那所学校的某些人一定不乐意看到我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我当时也迷迷糊糊地觉察到上海水产大学的背后还可能潜藏着某种势力，但是，我没有办法揭开那道厚厚的幕布。所以，在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我只能把上海水产大学定为自己投诉的直接目标，主要是反映了那所学校有关教师“辞职才可以报考学校”之规定的不当，以及逼迫我卷入所谓的“小金库”事件一事。
上海纪律检查委员会把我的申诉材料转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然后再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转回到上海水产大学进行处理。当我得知这个办事程序之后，我记得当时我很是失望，因为我当时就想到，这简直有点象是让强盗调查强盗，它水产大学既然已经对我做出了那么些事，它还能有多大的可能“自觉自愿”地回过头来说自己做得不对呢？果然不爽，上海水产大学人事处处长不久就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件的内容大致就是，他们根据我的投诉进行了自查，结果发现他们没有什么错！
对于上海水产大学轰动一时的所谓“小金库”问题，我的诉告却没有下文。我只是知道，那揭出“小金库”的人因为求学而失去了工作，为了糊口而四处流浪到处奔波；而那创立“小金库”的人，他们似乎并不想求什么学，却照样官位坐得很牢。
虽然如此，我仍然非常感激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至少，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发泄我的愤懑的地方；至少，他也让我看到了一线的希望。那位接待我并且主要负责我的投诉的工作人员当时大约五十岁左右，我想知道他的姓名，但他没有告诉我。后来我又询问了另一位工作人员，他也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只是告诉我说，那位负责处理我的投诉的人的工作代码是“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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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Ҫ質ǮԪʿԴѹ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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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Mar 20, 2010 7:54 pm
Last Updated:Jan 25, 2026 3:30 am 11893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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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 命运标签藏档案 案中秘语难自探
失业流浪的那一阵子里，我怀疑过我的档案可能有问题，而且怀疑这一问题可能直接导致了自己的现实遭遇，例如，如果档案之中确实有问题的话，这当然会成为我所报考学校拒绝我的理由。
对于没有能够参加本来就渴望参加的考试和连续的求职失利问题，我的老师和老乡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汪寿明教授曾经这样地提醒我：“你的档案有没有出什么问题？”我告诉他，我的档案之中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情。尽管我获得的奖励不多，但是处分之类的事情我根本是不沾边的。我想，如果真的有人要在我的档案之中记录什么，他们是应当告知我的，最起码我应当知道有过那么一回事情。但汪寿明教授又告诉我说，在“文革”时期，人事档案里面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下了手脚，他也告诉我说，这种情况现在应当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了。
我觉得这位教授的话可能是有些缘故的，不像是空穴来风，会不会有人偷偷地把什么不好的东西塞进了我的档案？为此，我特地前往位于中山西路620号的上海人才市场进行了调查。上海人才市场是我的档案挂靠单位。
因为每一次考试报名的时候都需要档案挂靠单位开具介绍信，还需要他们查阅考试的档案，看看有没有不良记录。这也就是说，报名表上有关档案问题的审查是由档案挂靠机构的人员查看了之后再签署意见的。我在失业流浪之初就从上海人才市场开过报考博士的介绍信，档案审查的结果应当都是“没有不良记录”，否则我是不会不注意到的。不过，在听了汪寿明老师的话之后，我觉得应当彻底地核查一下自己的档案。
我依然没有办法亲自察看我的档案，我依然只能借用报考博士的机会来间接地调查的。记得我上海人才市场的那位档案审查者是我的本家，姓钱。我曾经请求他认真地查看一下我的档案，担心他遗漏了我档案上的某种不良记录，而他最后给我签署的审查结果我记得很清楚，仍然还是那几个字：“没有不良记录”。
不过，今天想起来，也许情况确实复杂得多。就像汪寿明教授所说的那样，既然有人有能力把某种“不良记录”偷偷地塞进决定他人命运的档案里面去，当这个记录已经损害了他人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害怕败露，然后再偷偷地取出来，这样不也可以算是神不知鬼不觉了吗？我们这些没有权力随时地直接察看别人给我们贴上的小标签的人又能够对此有什么办法呢？！恐怕只能干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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